今年两会时曾喧嚣一时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再度走入公众视野。针对百余位政协委员的签名反对，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而记者前日从位于山东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处了解到，该项目将创意规划方案的征集时间延长到明年3月1日。相关工作人员则重申，“项目肯定要建，不过得等方案确定之后。”(11月25日《北京青年报》)

　　有关“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方案，在今年3月曾经引发舆论关注与批评，公众大多以为它也像诸多非科学决策那样，不了了之了。却没料到，当地官员“标志城肯定要建”的坚定与自信，一直在支撑着“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一“文化副都”的想象，只是将创意规划方案的征集时间延长而已。

　　当然，权力的盲目坚挺未必能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添一片瓦加一块砖，300亿的投资可是真金白银，需要来处理。3月之时，就曾有专家分析认为，济宁方面之所以建议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就是“企图把项目纳入国家层面，向国家要钱”。作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首席专家葛剑雄也表示：第一条，不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不能搞；第二条，我们需要权威性唯一性，就是要避免各地重复花钱建设，避免恶性竞争；第三条，中央不给钱，就不要搞，不能加重地方的经济负担。看济宁当地一副笃定的样子，是向国家要来钱了吗？

　　突然不由得为四万亿担起忧来。在经济危机之下，政府决定投入四万亿刺激经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继续坚挺，其信心是不是来自四万亿的投资，值得调查。在国家财力集中于救市的背景下，如果其投资来自国家财政，则其必然是对四万亿蛋糕的“分食”。

　　投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未必不会拉动内需，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华文化标志城”冲着四万亿而去，也未尝不可。其实，中央四万亿政策出台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所有投资“要对得起黎民百姓，用通常的话说，要对得起纳税人”，并表示“欢迎广大的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管理”。如果猜测成立，那么在标志城一事上，媒体与人民群众已经充分表达了不同意见，济宁方面如果安之若素，执意而为，这是否算对得起纳税人，是否算接受媒体与人民的监督？

　　四万亿不少，但又能建几个“标志城”？再多的“标志城”又能扶助民生几何？大而言之，对四万亿元投资规模如何与民意取得良性互动值得期待。（杨耕身）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