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媒领域，年初有两个总编辑辞职事件值得关注，一是《大庆晚报》总编辑辞职——为刊登一张电脑剪裁合并而成的照片公开道歉，并解聘摄影记者刘为强，该报总编辑王忠一也引咎辞职；一是原《法人》杂志总编辑辞职——该杂志报道了辽宁西丰官员的“负面新闻”遭当地警方上京拿人，总编辑王丰斌在该事件成为焦点之时发表声明，其中称“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新闻记者遭遇警察拘传，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不久之后王丰斌正式辞职。

　　两相比较，前者的轮廓相对清晰一些，报纸刊登弄虚作假的新闻图片，结果图片被央视、新华网等主流媒体转载，还获了奖，不幸被打过“周老虎”的网民揭发，摄影记者因造假而被开除，另一方面，报媒的文章经过层层审读，总编辑作为编务的最后一个把关人必然负有把关不力之责，其提出辞职，既表达了负责的勇气，亦表现出认错的胸量，并不失风度。在国内，媒体的自觉与自醒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线上，出现了客观报道失误罕见主动承担责任的现象，如果以这个事件为起始，激起严格的媒介自律，那么对营造一个健康的传媒生态将大有裨益。

　　“西丰官员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法人》杂志总编辑的辞职则要复杂得多。王丰斌的辞职原因语焉不详，只知道其辞职是在“向广大网友声明”之后，另有消息称近年来《法人》杂志经营业绩平平，维持正常运转还需上头拨款，《法人》诸重大决策需经总社首肯。由此可猜测，王丰斌的辞职可能源于“上头”压力过大。南方都市报的消息显示，西丰官员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法人》杂志所在的法制日报社并未对此做出公开的回应——当事情成为社会焦点的时刻还不做出公开反应，可知总社奉行的似乎是“三不政策”——不挺朱、不帮警、不表态，在这种集体沉默的情况下，王丰斌率先出来声援，没能做到与“后方”保持一致，势必要被巨大的沉默吞没。

　　此外，诚如王丰斌在声明中所说，“大家关注这一事件，关心《法人》杂志记者的命运，不仅仅是在支持声援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编辑部，更是体现了全社会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保障的强烈关注，表达了媒体同仁对舆论监督环境改善的一种期待。”“公仆”们带着证件与拘票如此“合法”地上京捉拿记者，本身就是对新闻媒体及媒体监督的藐视，王丰斌认为“这不仅是新闻媒体的悲哀，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耻辱”，千真万确！但在耻辱与悲哀背后，则是在公共博弈中媒体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媒体既然是党政机关的“喉舌”，其重要性与权威性总比不上“头头脑脑”，媒体在地方官员的眼里与他的二奶相若——养着是为了用着。先哲说没有经济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中国媒体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皆不能独立，必然导致媒体身份看跌，并且常常面对花环别人兜着、子弹自己痛饮的尴尬局面。

　　王丰斌显然看透了这样悲哀的现状，在喊出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未能奏效之后，毅然谢职，是自省的传媒人对自我进行真诚地交代，更是悲愤的传媒人向社会无声抗议，原本窄小的传媒空间日渐逼仄，新闻人除去手中的笔全身上下满是愤怒。

　　在一个月内接连发生总编辑辞职事件，我们看到了新年里中国传媒人崭新的面貌，不论其主动揽责的事情有多大或多小，在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之外，新闻人的肩膀也可承担错误的责任；不论愤慨的呼喊多么粗犷、抗议的声音多么微弱，新闻人的口永远呐喊。（黄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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