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搞限价房和单位自建房，都是两个败笔，我强烈反对！”在昨天的市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市政协委员、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炮轰限价房政策。他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又影响社会和谐，应取消限价房。（新快报2月18日）

　　如果扶伟聪委员没有房地产商背景，他此番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无疑是在建言献策，无论观点如何，都值得尊重。只是，合富辉煌集团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房地产顾问服务的企业之一，其成功服务过包括住宅、别墅、豪宅、商场、写字楼等物业在内的房地产项目达600多个，操作过数十个逾千亩的大型项目。作为合富辉煌集团董事长，扶伟聪此番言论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其实，只要稍加分析，“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之说，至少存在三重悖谬。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一，是“限价房让富人心理不平衡”。他认为，限价房是以计划经济的手段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平，政府只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对于一些较富裕的人来说，则显得不够公平。如果说富人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会对穷人造成“心理不平衡”的话，穷人的一点点“雪中送炭”，竟让富人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则显得富人不够厚道，不够大义，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算不得善良之辈。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总有中低收入人群，这与他们的智商、命运、机遇和努力无关。政府为这部分人解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问题，是任何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让中低收入人群在二次分配中尽可能多的占有主要由富人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才是真正坚持社会公平。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二，是“广州当前房价很合理”。他认为，广州作为一个大都市，房价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市民进市区居住，是要付出居住成本的。又一个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房价的比较成本而言，广州的房价早已“国际接轨”了，且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的房价还要高。连广州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也坦言，自己也买不起房子。在人均GDP尚没有到达1万美元的广州，一手房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怎么看房价也不是“很合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花大力气推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以此“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怎么就成了扶伟聪眼里的“败笔”呢？难道，让大批中低收入人群居无定所、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望“楼”兴叹，任其房价信马由缰、为所欲为，才是房地产商眼里的“合理”？

　　支撑扶伟聪观点的证据之三，是限价房价违背市场经济规则。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让人们承受市场经济的挑战，而不是去搞价格补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这些话语实乃是对市场经济的曲解和误读。住房问题，从来都不局限在经济学范畴，而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住房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以外，还是一种社会基本保障品，拥有住房是公民的天赋权利。在国外，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干预，十分普遍。伦敦多个区委员会都将经济型住房占新房的比例设定为50%甚至以上；法国通过“可抗辩居住权”法案，承诺增加住房建设投入，在法国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西班牙通过了新的《地皮法》，规定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留出30%用于建造“保障住房”。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责。市场经济，不是自由化经济，不是无政府经济，不是罔顾民生的富人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和房地产大鳄频频利用各种讲坛，发布对国家关于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指责与不满。与扶伟聪“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类似的是，是经济学家徐滇庆“政策制定者经济学没有毕业”论、知名学者龙永图“买房观念非常错误”论、北大副校长海闻“调控就是倒退”论、经济学家吴敬琏“买房并不科学”论、房产大佬任志强、冯仑“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等等。 在当前房源短缺、房价暴涨的现实语境里，这些专家学者和地产商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不去揭露地产暴利、官商勾结、捂盘惜售、违规认购、内部炒作等弊端，却纷纷把矛头指向“弱不禁风”、“手无寸铁”、惶惶然如惊弓之鸟的平民百姓以及千方百计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政府，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去年的《福布斯》亚洲版“中国40富豪榜”上，房地产开发商更成为富豪榜上最风光的人物，40位最富之人中有15位是房地产开发商。如果“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的论调成立，今年的富豪榜上，还将有更多的房产大亨喜笑颜开（王清）

　　观点>>>限价房是否会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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