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晚，郑州执法人员群殴无辜市民，路人围堵执法车和前来出警的警车，要求打人者道歉。

1月2日晚，郑州市七八名行政执法人员群殴一名无辜市民，打人过程持续约20分钟。200多名过路群众自发围堵执法车和前来出警的警车长达5小时，只为向打人者要一句“对不起”。（1月3日《东方今报》A4版）

就恶性程度而言，发生在郑州的这起城管打人事件倒算不上登峰造极，因为，此前我们已经领教过太多更惨烈的城管打人场面：去年6月，也是在郑州市，一名练摊的女大学生被城管打落牙齿，受伤住院；去年12月在桂林，城管的一记耳光与飞腿，曾让一名年仅十六岁的送货少女顿时倒地不起。

但是，1月2日的这起郑州城管打人事件仍然具备一定的不寻常之处。首先，施暴者攻击的并非他们日常眼中不听使唤的监管对象，而是一名匆匆行人，仅仅因为苍促之下不慎挡了他们追赶商贩的路，便诉诸武力，这再次说明城管的权力意志已经膨胀到相当可怕的地步；其次，该事件发生在喜气洋洋的岁首之际，这不能不引发我们产生这样的忧虑：2008年，又有多少城管即将动手？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城管制度，迄今才走过短短的十年之路，跻身“大盖帽”行列只是其风光的表象，骨子里却一路走得何其之累，从来是非不断，舆论紧紧缠身，要么被人打，要么打人。当然，我们听到的更多声音是“城管打人”。城管VS商贩，就在这样一种近乎敌对的生态环境里，两个“冤家”共同演绎着一场旷日持久的错误搏弈，并频频曝出流血丑闻。

强化城市管理是必要的，但立足点在于依法进行管理，在此过程中，被管理者一方出现“暴力抗法”的极端行为，理当依法予以制裁。而较之于“暴力抗法”，管理者一方的“暴力执法”显然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所谓“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处在城管这种特定的位置，以其开放作业程度之高，社会接触面之广，动态变数之大，一旦行为失当，是很容易激发和加重社会负面情绪的，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在“以牙还牙”式的恶性循环中，更多本可避免的“暴力抗法”事件被诱发将成为一种可能，这岂非有悖建立城管制度的初衷，更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大局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执法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一个法治社会的确需要立体化的公权来进行维护与支撑。但是，权力的诉求并非为所欲为。透过一起又一起城管打人事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大同小异的怪象：当事人无不是以执法的名义行使权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恰恰又惘顾法律而妄为，将权力暴力化，试图以极端方式来建立自我威信，这除了折射出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欠缺，尤其是社会意识的薄弱，更是对法治精神与权力本质的极大亵渎。法治精神是什么？是以人为本。权力本质是什么？是温家宝总理概括的五个“一切”：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王景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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