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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文化遗产专家继续谈海丝、论文化 
人物名片：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 郭旃 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 就如诗歌中所咏诵的千年海丝名城泉州一样，万里“海丝”路也为其他所经城市留下记忆、遗存多元瑰宝——在德里留下青花瓷“宝窟”、泰国海丝遗址中有众多中国印记、玻璃贸易从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的影响……7日至8日两天时间里，参加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以及10多个国家的知名文化遗产专家，与国内专家学者谈海丝、论文化，深化丝路情谊，交流观点意见。 与此同时，“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中心”、“海丝先期申遗会激励和促进整体申遗”……振聋发聩的学术论断和大胆建议，也让泉州对自身在海丝中的地位作用更加清醒。今朝，文化与文明的力量吸引群贤集聚泉州城。未来，构建对话之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的征程中，作为21世纪新海丝建设的先行者，泉州也必一往无前、勇立潮头，成就新的文明中心！ 本报记者 郭雅莹 蔡紫旻 许雅玲 陈晓东 文/图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中心 “包括陆上和海上在内的丝绸之路，是全世界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文明对话之路。”海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主题为《张骞与马可波罗，长安与泉州，文化线路中的文明中心要素》的发言中，郭旃这样形容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犹如长安之于陆丝，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同样是文明中心。 丝路申遗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心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时提出了关于世界遗产的4个基本话题，题目分别为： 世界遗产是否为增进和平作出了贡献？ 世界遗产是否为遗产地贫穷中的民众提供了某种依赖和保障？ 世界遗产是否促进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了解和理解？ 世界遗产是否造福于全球环境的未来？” 以这四点为衡量标准，郭旃认为，丝绸之路正是最积极、鲜明和生动的回应。研究和保护它，弘扬它的精神和业绩，将是《世界遗产公约》最突出的成就，会造福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相邻地区在内广大区域和人民。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心声。 文明中心先期申报会促进整体申遗 “我们也注意到，丝路申遗是一个超大型项目，需要国际的磨合与协调，会存在不同步的过程和时间。”郭旃说，也因此，海丝申遗面临两种选择：是要整体申报；还是先行申报那些以丝路为背景，拥有丰富丝路文化线路要素，但又可组合为一处完整的、足够一处单独世遗申报单元的遗产地，直至整体线路的形成和完善。 在郭旃看来，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人类文明中心，为包括丝路在内的文化线路提供了成因和作为支撑点的根源、能力和基因。因此，这些文明中心最具有先行申报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先期申报不会迟缓海丝的整体申报，反而会激励人们更迫切地厘清海丝全局和整体，加快整体申遗步伐，为之提供有益的个案启发和借鉴。 泉州曾被倡议列为 国际研究项目 “文明中心和节点，在各自文化线路整体中具有重大支撑角色和地位，它们在文化线路整体申报世界遗产时承担着特殊历史使命。”郭旃在发言中表示，环视全球，威尼斯和中国古代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都是这种中心和节点。而在海丝这一文化线路上，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唐宋元时期的泉州古港。 1990年至199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威尼斯出发一直考察到日本，期间也在泉州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考察活动。当时，考察队就特别青睐泉州，总领队迪安博士曾倡议，把泉州列为国际研究项目。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共识，正是在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丝绸之路跨国研究和合作保护活动基础上达成的。”郭旃说，当年的成果和一些重要结论，是我们今天推进丝路申遗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古代玻璃贸易见证“丝路”发展 
人物名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安家瑶 玻璃是人类发明的最早的人工材料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贸易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以丝绸为大宗贸易商品输入西方，玻璃则是从西方输入中国的主要贸易品之一。”在发言中，安家瑶展示了从中国洛阳、新疆、广西、西安等地出土的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等文物，并与西方相应地区玻璃制品进行对比，来考证中国玻璃的起源及发展等问题。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留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丰富。”在发言的末尾，安家瑶引用《文明的历史》中的一句话：“玻璃进入中国的历程，也从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海丝”在德里留下青花瓷“宝窟” 
人物名片：印度考古协会秘书长 Buddha Rashmi Mani 发言中，Mani着重介绍了印度于1961年—1962年在德里偶然发现的14世纪中国元代青花瓷遗址。他将这座遗址称之为“宝窟”。 “这个宝窟中，除去一些小的碎片，总共有92个完整的和不完整的碗碟。”他说：“这是除中国以外，当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中国瓷器遗址。” 在他展示的图片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瓷器上所绘的龙、凤凰、雉、马、白鹭等图案乃至胚胎、釉面、底面设计等，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元代所产青花瓷十分相似。“毫无疑问，这些青花瓷极有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进口而来”。 “有趣的是，这些瓷器中，有53件的底面还刻有Naskh铭文，中文的意思就是‘皇家厨房’。”Mani介绍道：“证明了这些瓷器属于皇室所有，可见当时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人物名片：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孙键 孙键所作的《中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言，从“南海一号”沉船说起。 据了解，这艘发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南宋沉船，泉州人并不陌生——在“南海一号”试发掘的瓷器中，过半产自泉州德化窑和磁灶窑。预计的古船文物总数中，德化陶瓷数量可能占两成。多名专家也因此推断，“南海一号”始发港很可能是刺桐港（现在的泉州港）。 “南海一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蕴含的信息量极大。孙键提到了船上大量的贸易瓷器，“瓷器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是为了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异域不同的文化审美、器型、工艺等，也对中国瓷器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孙键以沉船上发现的德化窑大盘（碗）为例说明。 “20世纪60年代，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根据自己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调查的中国陶瓷器出土情况，提出‘陶瓷之路’的概念，用来指称中国唐代以来通过南海、东海与世界各地的陶瓷器等贸易。”孙键说，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输送，如茶叶、香料、蚕丝等。之所以叫“陶瓷之路”，就是因为它以瓷器贸易为主。 泰国海丝遗址中有众多中国印记 
人物名片：泰国文化部艺术局考古与博物馆司高级顾问、专家 阿玛拉·瑞苏查特 在与其他地区人民跨越海洋进行交流之前，泰国原住民一直靠海维生。 考古发现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交流，也见证了泰国与中国通过海丝建立的长久联系。 发言中，阿玛拉·瑞苏查特向大家展示了泰国丰富的出土文物。在泰国的古迹和考古遗址中，留下许多来自中国的印记：壁画上乘帆船到泰国旅行的中国游客；博物馆石碑里的中国文字；很多中国汉代的钱币通过帆船贸易带到泰国…… 阿玛拉·瑞苏查特说，为了证实泰国人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泰国相关部门十年来作了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在考古遗址中有了新发现：源自中国南方的铜鼓，铜鼓所用的锡、铅矿石和铜矿石来自泰国的矿山。 很久以前，泰国当地人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印度接触，建立了港口社区。在公元9世纪-13世纪里，泰国历朝王国在与东西方部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逐渐接纳了新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书写方式、宗教语言。这些王国的人民也掌握了包括中国釉瓷制作在内的许多新技术。 在泰国历朝王国中，港口城市的原住民，作为多国贸易的中间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国人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泰国，不少人甚至在此定居。阿玛拉·瑞苏查特举例说，有一个中国人成为泰国南部省份的官员，他的继承者也一直统管那个地区，持续了七代。 阿玛拉·瑞苏查特说，在泰国，有中式的庙宇；在泰国陶瓷的代表种类里，出现了带有泰国人和中国人特征的人物图案；在泰国，甚至有些石像是中国和欧洲圣人的形象，“这也是泰国人通过海丝的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带回国的”。 花絮 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围观”泉州非遗 
与会来宾观看漆线雕现场制作 昨日上午，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论坛学术研讨继续进行。原想着7日茶歇期间的泉州元素展示已淋漓尽致，没想到，昨天，“泉州味道”又上新花样，让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大呼惊艳和过瘾。 与7日的刻纸花灯、惠安影雕等不同，昨天来到论坛现场的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漆线雕。漆线雕代表性传承人黄雪玉前几天才刚从国外参展归来，一接到论坛举办方的邀请，她立马就答应了——“这是我们泉州特色手工艺文化，一定要让外国文化遗产专家看看。” 于是，她和学徒带着材料、两件半成品和几件用作展示的成品来到会场外，在茶歇期间，现场为外国专家展示漆线雕的制作过程。精雕细琢的手艺很快就吸引了许多专家“围观”。 “这是什么材料？需要涂上颜色吗？图案成型以后还要烧制吗？”希腊文化体育部水下文物管理局局长安吉利·西蒙斯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不断询问身边负责翻译的志愿者。当得知漆线雕在泉州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时，她连连点头称赞。 和安吉利·西蒙斯不同，她的同事——希腊文化体育部水下文物管理局主任克丽莎·武石则对中国特色服装更感兴趣。“你这件衣服是丝绸的吗？真漂亮！”在与一位身着特色服饰的工作人员合影后，她夸奖道。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凸显论坛中的泉州元素，此次泉州除了在茶歇期间设置“非遗”现场展示以外，还十分用心地将茶歇现场布置和工作人员的服装分设不同主题，让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感受到“采茶姑娘”、“惠安女”等闽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风情。 （来源：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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