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北京杭州经验成立公共服务站

“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社区没义务完成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副主任胡税根教授如是说，杭州及周边地区3年前也有过类似“窘境”，但目前已有成功的经验。

他说，之前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偏低，“会导致工作积极性低，工作质量和态度难以保障”。前年，杭州市政府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此后政府发文，提高社工待遇。如今，杭州城镇社区工作人员，财政保障每年约4万元/人。而政府交给社区的各项任务，通过不同渠道给予专项经费。

此外，是建立公共服务站。杭州的经验是，除了城镇社区，连余杭的农村社区都建立公共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相当于政府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负责各项该由政府完成的行政事务，开支也由政府财政补贴，有的甚至是全额补贴。

而在北京，2009年就开始在600个社区试点成立社区服务站，负责计生、法律、社保等工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的工作平台，承担政府公共职能，纳入政府财政年度预算。

“不仅是政府交办的事务，就算是社区内部事务，很多也是为了实现政府和国家的目标。”胡教授认为，类似维稳、治安等事务，社区经费不足部分也应由政府补助。

去年纳入财政泉州专家给出路

研究社区发展的侯志阳老师认为，社区喊穷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对于社区，公共财政拨多少钱，一直都无明确规定”。一句话，目前社区缺乏制度性、长期性、稳定性的公共财政来源，处在一种不协调的社会管理体制下。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重视。

去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各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在侯志阳看来，这是社区建设20多年来非常重要的一步，意味着将社区财政明白纳入财政预算；如果各地落实到位，社区的公共财政供给机制就实现了。不过，他认为，泉州的社区发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于泉州社区，如何走出“缺钱”窘境，回归自治功能，侯志阳说，或可从三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政府应该从财政、政策、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大力扶持贫困社区。还可以鼓励不同社区的互助。

第二，社区应尽量保留自有资产，通过对公有资产的经营和建设增值。比如社区的店面、公共设施等，以出租等方式经营，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区带头人的经济头脑、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鼓励社区跟外部单位共建，寻求外部资源。侯志阳介绍，现在城东、丰泽几个社区与华侨大学是共建伙伴，学生挂职或志愿到社区工作。他认为，这样的模式，尤其应在贫困社区中推广，但实际上却没有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