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立言
再说“立言”。
最初,大猷考取武进士,就以一篇名为《安国全军之道》的文章,得到了当时兵部最高长官毛伯温的赏识。此后,大猷在大半辈子戎马生涯中一直多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军事主张。
相比之下,大猷几乎没写过什么道德文章,死后文名寂寂。他的诗倒是很朴素,表达简单执著的理想:“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咏牡丹》),“何日扫清俺答尘,复当饮马长城窟”(《饮马长城窟》。
大猷有自己的诗歌观念:“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到晚年,大猷的字里行间仍然有一种迷茫的朴素: “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悲悯之情扑面而来,远胜那些无病呻吟的骚客。
大猷身后三百年,中国出了一个叫曾国藩的奇才。曾氏28岁开始写日记,38岁开始编《曾氏家训》,分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又细分三十二目。曾国藩似乎算准了自己能够获得的历史地位,总结出大量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百年之后,这些文字在商场官场机场上大受欢迎,成为许多人炫耀自己研究过历史的证据。
相比之下,俞大猷实在低调得紧,他不踩道德的高跷,没留下什么“俞氏家训”,他更像一个行为主义者,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可以说,大猷的“立言”方式,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儒生不同。晓风残月太费沉吟,不适合他这样的实干家。清源山虎乳泉的一块大石上,刻有大猷手迹“君恩山重”,颜体一路的楷书,似乎是他解释自己事功的最可爱的方式。
所以事分两面,若用文学史的标准来衡量,大猷文才诗才平平,难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大猷在打架、打仗之余,利用业余时间总结经验,写下《剑经》、《兵法发微》、《洗海近事》、《镇闽议稿》等著作,另外还编辑了《续武经总要》,留下煌煌十六卷的《正气堂集》;以这种专业素质,要在军事学院或体育学院当个博导、副院长,都没什么问题;而以他的影响力和诗歌数量,要进作协也是不费吹灰之力。据央视的介绍称,俞大猷是世界上提出建立近代陆军的第一人!仅就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立言”而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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