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启历史新局的时代担当——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看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

新矛盾催生新思考

一块小小的芯片，让一个泱泱大国“心存烦恼”。

当中国人已经制造出航空母舰、载人飞船、高速铁路等国之重器时，依然对指甲盖大小的集成电路芯片“望芯而叹”。

2017年，我们花在进口集成电路芯片上的钱，是进口原油的1.6倍，也远远超过其他许多大宗商品。

创新能力不足，正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

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中国——

提供了覆盖人数最广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上海一些三甲医院却常年人满为患。为了排上一台手术，有的患者要等待半年之久。

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在四川大凉山腹地，孩子们睁大充满求知欲的眼睛，却要面对“留不住老师”的困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江西瑞金到宁夏西海固，从吕梁山区到大小凉山，还有不少身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人们，同深度贫困进行着不懈抗争。

……

如同硬币的两面。发展提升了人民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凸显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从太空俯视神州大地，长江如同一条美丽的丝带，串联起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10余个省份。同饮一江水，经济发展水平却天差地别。

在长江之源的青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迈入4.4万元的门槛；位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这个数字已超过12万元。如果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差距同样悬殊。

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先行试点到全面推开的梯度式发展历程。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因而率先发展起来。

这的确是一条可信的逻辑。然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非“梯度发展”这个单一原因可以概括。

80多年前，当青年学者胡焕庸在地图上描绘等值线人口密度图时，也许并未想过，他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划下的一条线，影响竟如此深远。

“胡焕庸线”——一条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总体上区隔肥沃与贫瘠的分界线。当年，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土地供养着全国96%的人口。换句话说，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具备良好发展条件的不足一半。

区域不平衡、领域不平衡……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先天上就受到自然条件禀赋差异的严重制约。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无法选择的国情所致，也是与发展阶段相伴生的“成长烦恼”。

回望全球历史，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从起步到腾飞，大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

反观中国自身，从一个贫困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几百年的时空被压缩在几十年的坐标之内，必然呈现传统痼疾、时代矛盾叠加交织的局面。

马克思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北京市中心向西北方向出发，驱车100多公里，就进入河北张家口境内。这座紧邻北京的城市，所辖区县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占比超过六成。

对此，学术界用一个刺眼的名词来描述——环首都贫困带。

繁华都市与贫困乡村“比邻而居”。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地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视不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过于向城市倾斜。

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展的重心倾向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发展理念的偏差则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苍茫雄浑的祁连山，近年来承受“千疮百孔”之痛。

矿产资源违规开采破坏地表、水电站无序建设截断河流、污染企业偷排偷放埋下“污染炸弹”……原来的西北生态屏障伤痕累累。

问题背后，是一些地方发展理念之殇：长期注重经济建设、忽视其他领域建设，注重GDP政绩导向、忽视社会全面发展，注重追求显绩、忽视久久为功。

问题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羁绊。

北京，国家博物馆。

透亮的玻璃展柜内，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109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封存，逐渐褪去了鲜红的颜色。曾经，这里的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场的“关卡”，牢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更大生机。

问题背后，更难的则是对“变”与“不变”分寸的把握。

现实国情无可回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了，但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供给不足问题仍然存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一个整体表述，反映出党中央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既有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也有发展不足的掣肘，在不足之中，“量”的差距又与“质”的短板并存。

变的是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最精辟的结论——

“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说，在不变中，又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这就是发展的唯物论，也是矛盾运动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