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刚性 全程监督 “垃圾分类?没想那么多,哪个垃圾桶近就丢哪里。分类回收是好事,就是做起来太麻烦。”湖南长沙某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内,居民刘女士收完快递,随手就将纸盒扔进了餐厨垃圾桶,而50米外,就有一个可回收垃圾桶。餐厨垃圾桶外,明确标注了可收集的垃圾类型:菜梗菜叶、果皮、剩菜剩饭等。可打开桶盖一看,里面夹杂着不少包装盒、塑料袋等垃圾。 居民一扔了事,要对其进行分类运输和处理,就成了一个难题。“分类回收的运输车辆拒绝接收混合垃圾。”小区物业负责人马经理说,在运输车辆到来之前,对居民随手扔掉的垃圾进行重新分类,成了小区保洁员的重要工作。 然而,即使经过保洁员“粗分类”,仍有不少混合垃圾流入分类终端处理系统中。湖南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公司负责人易志刚介绍,收集车每日收回的餐厨垃圾中,塑料袋、纸盒等生活垃圾的比例达到20%以上。 长沙市日产垃圾近8000吨,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唯一的生活垃圾处置场已不堪重负,常住人口760多万的城市正遭遇着“垃圾围城”的困境,位于望城区黑麋峰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日处理量已超出原设计负荷一倍。 “有害先分开,能卖拿去卖,干湿两分离。”2016年底,长沙在57个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不仅配置了分类垃圾桶,还为每户居民发放了专门收集厨余垃圾的不锈钢垃圾桶。然而,一年过去,坚持使用者已经寥寥无几。 “居民看不到分类的好处,也看不到不分类的坏处。”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兴中认为,完全靠鼓励、倡导和宣传很难说服居民去将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居民的意识也跟不上。”袁兴中说,很多居民搞不清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严格区别,只凭常识去区分。 居民参与度不高,操作繁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原本小区内每层楼都有垃圾桶,但实行分类之后,居民需要下楼扔垃圾。”马经理说,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这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积极性。 为了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不少小区特意配备了智能垃圾分类装置,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参照国外的成熟模式,引导加强制缺一不可。”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处长钟庭表示,目前仅有少数一些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即使有法可依,也面临执法难、取证难的问题。” 日前,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确定今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到2020年底前,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对此,钟庭认为,制定法律法规首先要出台垃圾分类的标准。而标准的设立,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到当地的垃圾产生量、土地空间以及地方财政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力度等。 “树立生活垃圾合理分类的社会共识,需要通过刚性的手段去约束。” 袁兴中说,法律法规不仅是用来约束市民,收集、运输、处理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法律来规范,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政府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使垃圾前端分类与后续处理统筹兼顾。 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提高居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杭州,专业环保公司与周边商户合作,建立可兑换的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居民可以用积分到社区周边商户购买商品;在广州,居民既可以用积分到专门的兑换中心购买商品,也可以换取现金。 “强制或是鼓励,都是为了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行为自觉。”钟庭说,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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