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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专栏】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口号。不懂中国历史，尤其是不懂近百年中国的奋斗史，不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难以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历史内涵；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传入的重要意义，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懂得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就不懂得文化中的传统与当代的辩证关系。固守传统和抛弃传统，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断流。文化自信既是基于我们民族苦难和奋斗史的文化自觉与自豪，又是我们民族寻找自身伟大复兴之路的文化史的历史展示。这是一种既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又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既积极奋进又不卑不亢的文化精神。我们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 1、文化自信与民族解放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独立不可分。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民族的衰败兴亡相伴随的是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落，甚至中断。 中国之所以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有5000年连续的文明，有保存比较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过艰苦的世代开拓、发展、融合，逐步发展成统一的中国。尽管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有过多种政权的并存，也有过不同民族处于统治地位，但中国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国家不亡、民族不分裂，文化才不会变为无所依靠的游魂。中国只是在近代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才出现所谓真正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丧失民族自信心，是文化自卑和对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这是文化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在明中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商周时代典籍，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汉代雄风，盛唐气象，两宋文化之高度发展，成为世界文化史的辉煌篇章。毛泽东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国家辐射，在东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它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由于清中叶后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于西方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存在文化自卑问题。这一点，最早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也承认：“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当然，这种文化自信中存在着某种天朝大国的盲目性，但至少说明，文化自信是国家强大的表现，而自信心的丧失是附着在民族危机心灵上的文化毒瘤。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中国仍然是农业生产方式占主导的社会，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而当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炮舰政策敲开中国的大门并连续对中国进行洗劫式的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存亡危机时，有些人丧失信心，但深受中国文化精神培育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失去民族自信。鲁迅先生在他的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以匕首投枪式的文字，痛斥一些人丧失民族自尊心的消极言论，他满怀热情和自信地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有论者断言，在近百年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斩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这种说法当然是罔顾事实。事情正好相反。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原有结构，并增添了许多新的科学元素。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解放，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气勃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任可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家都不能否认，与清末不断割地赔款、视洋人如虎相比，与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各自依洋人以求靠山相比，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生凋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相比，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清洗了一些人头脑中的民族自卑感和殖民地心态，迈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并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大步走出国门，使在文庙中孤独自守的孔子遍游世界，孔子学院在不少国家安家。正是在当代，汉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热学，学习中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交往中的一种新景观。正是在当代，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能信心满满地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才能清除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文化影响，复兴被列强践踏和蔑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为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处于衰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复兴。 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闭关锁国，拒绝文化交流。这不是文化自信，反而是文化不自信的怯懦。中华民族自古就信奉和而不同原则，是最能吸收外来文化的。汉唐时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在近代，我们努力向西方学习，我们翻译西文名著。当中国共产党还偏处陕北小城延安时，毛泽东就以他的世界眼光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注重文化交流，也更有条件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努力向外国学习。这些年来，中国派往外国各类留学生之多是空前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就不仅是一种经济交往，也是一种文化交往。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留下了许多辉煌的篇章。“一带一路”的建设，除了经济价值外，在文化交流上同样具有重大价值。 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证明，民族的灾难也是民族文化的灾难，只有民族复兴才能为民族文化复兴开辟道路；也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精神，才不致陷于国家分裂和被奴役的悲剧境地。中国优秀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华民族处于困境和危机时，给予革命者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撑。一个真正爱护中华文化的人，应该珍惜我们得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必然从内心深处珍爱和礼敬自己的民族文化。 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扩张在文化上的表现，最突出的是鼓吹“西方中心”论；而与民族文化危机相伴随的是一些人失去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抱有殖民地文化心态。当代中国已是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中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我们重树文化自信，应以平视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西方某些国家的政客和依附他们的学者仍然怀着旧殖民主义者的文化自大狂，把西方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普世价值”论的本质就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西方民主制度普世论和资本主义制度历史终极论的大杂烩。这是以西方文化优越论为底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的话语霸权。 国内有些学者也乐于贩卖西方的“普世价值”论。当这个问题被引向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的烦琐争论时，最容易掩盖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政治本质。当有些论者认为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就是反对世界文明，就是离开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道路时，这些说法本质上仍然是沿袭统治世界几百年殖民主义的“西方中心”论翻版，只不过把当年“西方文明优越论”，变为“西方普世价值优越论”，把它作为各国必须奉为的圭臬。在当代，西方输出“普世价值”，同当年殖民主义者输出文明，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目的都在于把西方制度和道路作为唯一模式来改变世界。 我们反对的是西方包藏政治图谋的“普世价值”论，而不是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些人类认可的共同价值。早在民主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当中国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纲领和承诺，而是迈开了建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新中国的步伐。当然，道路并不平坦，我们有过挫折和失误，但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前进。六十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制度的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和取得进步，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建设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文化自信是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都贯穿着中国文化的自强不息、实事求是、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都能找到最适合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最适合世情、国情、民情的道路和保障人民各种基本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2、文化是有机整体 文化自信，是一个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是对我国历史上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创造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文化的敬意，也是对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我们祖先的礼敬；同样，对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包含对永不屈服、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崇敬，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数先进人物及其文化成果的敬意。只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没有对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当代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传统与当代最佳结合，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各领风骚。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尊重的程度，与它对现实的巨大影响是正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就表现在它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具有伟大作用，表现在它的基本精神和智慧为后世子孙克服困难、自强不息提供精神动力和源泉。 文化不是塑像，也不是死水，而是活的机体。文化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文化要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表现为一种不会中断的传统。没有传统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空名，而非实有；不再传承的传统文化表明文化的失传，这种失传的传统文化已无迹可寻，它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它已不再是传统文化，而是已经死去的失传的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当然谈不上文化传统；没有文化传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中断和消失。传统文化是依靠文化传统而延续的。可以说，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中不包含传统文化的因素。传统与当代绝对对立的二分化思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 经济并不能重新创造一切。创造文化的是人，而人总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寻找可供构建与新社会制度适应的文化形态。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摆脱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光大，取决于这种文化在当代的生存状况，正是在中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以其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基因的存在。 有的学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次灾难。这是夸大其词，也是误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理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它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之处，与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相比是次要的，把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罪名强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头上，是一种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观。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和对儒学的片面批判，确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伤害。这种极“左”思潮，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一些对中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这是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和难以抹去的记忆。但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也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的。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文化政策和主张，而是一次重大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捆在一起，实际上是企图一笔抹杀近百年来中国在反对“全盘西化”和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成就和进步，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文化思想招魂，是为所谓告别革命、开启新启蒙运动作思想理论铺垫。 马克思主义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明确的。有些人往往错误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论述。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指的是与传统所有制（私有制）相一致的观念，即私有观念的决裂，而不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充分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指出了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在文化自信中，我们既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继承文化传统问题上，我们决不要忘记两个传统。一个是不能忘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样也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创造的革命传统。革命传统，就是红色文化的传统。中国革命传统中就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创造。我们从无数革命先烈身上可以看到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由于新的革命传统的承继，中国传统文化才没有发生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的传统文化的中断和没落。 我们正是在继续发扬上述两个传统的基础上，从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如果抛弃两个传统，数典忘祖，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