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2、文化是有机整体

文化自信，是一个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是对我国历史上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创造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文化的敬意，也是对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我们祖先的礼敬；同样，对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包含对永不屈服、前仆后继的革命先烈的崇敬，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无数先进人物及其文化成果的敬意。只有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没有对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既有传统文化也有当代文化。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传统与当代最佳结合，既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各领风骚。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尊重的程度，与它对现实的巨大影响是正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就表现在它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具有伟大作用，表现在它的基本精神和智慧为后世子孙克服困难、自强不息提供精神动力和源泉。

文化不是塑像，也不是死水，而是活的机体。文化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文化要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表现为一种不会中断的传统。没有传统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空名，而非实有；不再传承的传统文化表明文化的失传，这种失传的传统文化已无迹可寻，它的存在是不可知的，它已不再是传统文化，而是已经死去的失传的文化。没有传统文化，当然谈不上文化传统；没有文化传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中断和消失。传统文化是依靠文化传统而延续的。可以说，没有一个现存的文化中不包含传统文化的因素。传统与当代绝对对立的二分化思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

经济并不能重新创造一切。创造文化的是人，而人总是从已有的思想资料中寻找可供构建与新社会制度适应的文化形态。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摆脱传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光大，取决于这种文化在当代的生存状况，正是在中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以其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彰显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基因的存在。

有的学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次灾难。这是夸大其词，也是误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理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它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之处，与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相比是次要的，把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罪名强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头上，是一种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观。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破四旧”和对儒学的片面批判，确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伤害。这种极“左”思潮，伤害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一些对中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这是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和难以抹去的记忆。但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极“左”思潮，也是违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的。它并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文化政策和主张，而是一次重大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孔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捆在一起，实际上是企图一笔抹杀近百年来中国在反对“全盘西化”和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成就和进步，为已被历史淘汰的旧文化思想招魂，是为所谓告别革命、开启新启蒙运动作思想理论铺垫。

马克思主义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明确的。有些人往往错误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论述。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指的是与传统所有制（私有制）相一致的观念，即私有观念的决裂，而不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充分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指出了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在文化自信中，我们既要重视传统文化，又要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继承文化传统问题上，我们决不要忘记两个传统。一个是不能忘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样也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以鲜血和生命创造的革命传统。革命传统，就是红色文化的传统。中国革命传统中就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形式中的延伸和再创造。我们从无数革命先烈身上可以看到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正是由于新的革命传统的承继，中国传统文化才没有发生像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的传统文化的中断和没落。

我们正是在继续发扬上述两个传统的基础上，从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如果抛弃两个传统，数典忘祖，或忘记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时期先进人物的出现，无法理解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中国革命传统精神相结合的当代表现。可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是在上述两个传统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应该继续在继承两个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

　3、文化自信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传统文化自信，与我们对历史上文化经典和文化名人的崇敬是不可分的。文化需要创造，创造文化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是我们最为景仰的文化名人；而文化的载体是作品，尤其是传诵不衰的不朽名篇。翻开中国思想史、文学史等各类史书，无论是战国时的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还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有一连串永不忘怀的文化名人和光耀夺目的名篇巨著。一个个作出不朽贡献的文化名人，像一座座矗立在中国文化发展高峰上的塑像；而一部部名篇巨著仿佛闪耀发光的璀璨珍珠。在当代，我们同样需要培养文化名人，需要名篇巨著，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都发出这种号召，号召产生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名篇巨作。

我们有些学者喜爱谈论士的精神。中国传统的士，主要是儒家讲的君子，应该是在道德上有标准，在文化上有贡献，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无论是论语中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都是对士的要求。这种要求表现在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言中。一篇《岳阳楼记》，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无论在文化上和人格上都足以垂范后世。至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士人即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应该继承的是这种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今人所谓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之可贵，正在于它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依附资本和权贵，不曲学阿世，通过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创造出足以与我们时代要求相符合的作品，而不是以所谓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为标榜，俯视人民，与历史潮流相背而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要害怕文化名人。我们不是名人太多，而是名人太少。社会主义需要的是既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又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名人。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原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这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开关，是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代提出的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

创造性，是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但不同领域各有特点。技术领域，创造性表现为发明，新工具取代旧工具，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科学领域，表现为发现，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原理。它的进步方式不是取代，而是新领域的拓展和新原理新规律的发现。人文文化的创造性，既不是取代，也不是新规律的发现，而是原有传统文化的不断积累和创造性转化。恩格斯充分理解文化传承的这个特点，他曾经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当然胚胎、萌芽终究是胚胎、萌芽，还必须不断地积累新的思想和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当代世界，完全停止在胚胎、萌芽阶段，重复希腊哲学的命题和思想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代中国完全停留在我们先人智慧中包含的胚胎和萌芽中，只是“拿来主义”，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有的学者倡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原汁原味”。这很有道理，对于治疗任意解读经典的主观诠释是一剂良药。但“原汁原味”不能绝对化，绝对化就不存在创造性转化问题。完全的“原汁”很难，因为经典也会存在各种版本，很难说哪个就是绝对的“原汁”，古代没有著作权、没有知识保护法，各种本子的差异性会存在。原味更难，因为每个时代、不同学者会对同一论断做出不同的解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儒家经典的注家众多，不乏歧解。可以说，对中国著名经典中不少论断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文化经典的凝练的语言，简单的句式，留有不同解释的多种空间。如果都要单纯追求“原汁原味”往往会争论不休。某句话、某个命题“原汁原味”的问题留给学者们去研究吧，对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来说，最重要的是适应该时代、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经过自己口腔的咀嚼，肠胃的消化，吸收营养，排除消化后的废物。这种研究方法，重点在于认真学习经典，体会和吸取其中深刻的智慧，而不是寻章摘句、断文释义。这有利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其合理思想来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的道德规范。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根本原则。不能认为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不存在糟粕，凡是能传下来的都是精华，糟粕都被历史淘汰掉了。这种看法说对了一半。留下来的是精华，但也会留下糟粕。因为传统文化的流传和继承并非只决定于文化自身，而存在人的选择，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进行文化传承和选择的。因而文化传统的演变并非与社会无关的文化自身的演变，必然同时会经历一个过滤和筛选过程。虽然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不像苹果，烂在哪里一目了然，可以切去烂的，保留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精华与糟粕如水入泥，混在一起。因此继承传统文化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必须经过自己的嘴咀嚼，经过肠胃的消化，这就是阅读和理解。按照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精华与糟粕是可以区分的。传统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因素的都属于精华，而一切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东西都是糟粕。

有人怀疑，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文化还算中国传统文化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无需在实践中被激活、无需转化、无需发展，表面上是尊重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贬低传统文化。一种既不能转化又不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是僵死的文化，是没有生命活力的文化。这样的传统文化永远与当代现实无关，而只与它产生的原来社会相关，它已在历史中死亡。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于它是源头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当然，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乱批三国式的插科打诨，也不是削足适履，而是在尊重原典读懂原典的基础上，真正从中吸取智慧。在这里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应该相携而行。既不是歪曲中国传统文化，把今人的东西挂在古人头上，又能从传统文化蕴藏的智慧中生发出与时代适应的新的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可以看成是传统文化创新和转化的一个范例。我们不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一一简单对照的方式来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是立足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实践，通过理解传统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基本精神和家国一体的原则，形成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血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种种乱象，包括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道德风气不正，不少人因房产、遗产、拆迁补偿而对簿公堂，父子反目、手足成仇，种种失去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这是传统与当代问题面对的困境。这种困境其实在西方同样经历过，而且现在仍然在经历。否则就不会出现后现代思潮，也不会出现以亚洲价值观医治西方现代化之病的呼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此相随产生的就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有效地调适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有它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相关，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消极面。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市场经济必然重视钱，一切交换都通过钱，一切都需要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货币作为普遍等价物必然会颠倒了一切价值关系。当代西方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看到了由传统到当代面临的道德困境。他说：“因为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义务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里，而进入了一个义务以契约为基础，而且一般又以与没有家庭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以前，一直是非常诚实的社会可能变得非常不诚实。”正因为这样，我们强调我们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能是包装，而必须是实质，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来调适传统与当代之间的种种矛盾。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避免消极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回归原来的计划经济。这里涉及一个制与治的问题。制，是基本制度，治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配置得比较好的制度，但不见得我们就有依法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和能力。制与治不同。当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反驳一些否定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主张回归分封制时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二世而亡不在制而在治，也就是说，导致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即二世无道，实行暴政，而不在于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并不必然是暴政。同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乱象，不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在于治理，也就是必须有一套治理和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对市场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市场失信，各种市场乱象必须实行有效的治理。市场必须管，必须治。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诚信缺少、道德败坏。治理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不矛盾。政府应该有政府的管理职能和治理规则，其中包括现代立法与社会主义道德教化。面对当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使传统文化与道德规范通过创造性转化能有效地化解传统与当代的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能对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规范怀着一种温情的浪漫主义迷恋。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行。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