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遗址发现后带来更大谜团

三星伴月

斗转星移，中国换了人间。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考古学家李济邀请下回国，参与了殷墟等多个重点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历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湾“广汉遗址”不远处的三星堆——当时，三星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处景观。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关于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

段渝介绍，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正是源于此。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黄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国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

冯汉骥知道月亮湾遗址与古蜀国的渊源，如果能够证明月亮湾遗址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给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长江流域这条线。这就是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参与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时还是个实习生。他回忆说，当时选择的发掘点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为估计这里堆积可能比较丰富，同时，他们还对月亮湾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墙，测绘地形图时把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内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三星堆。

“虽然当时条件所限，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它毕竟是自上世纪30年代玉器发现以后，在月亮湾进行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掘。当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继贤说。

这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马继贤他们说出了一句极为精确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许多年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证明，冯汉骥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本人并没能看到古蜀国大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冯汉骥寄予厚望的月亮湾遗址发掘工作完全停滞。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的论文，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论述。论文署名冯汉骥，加着黑框——两年前，冯汉骥已经撒手人寰。他的学生们遵其遗愿，整理遗作，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中，冯汉骥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广汉遗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测，古代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礼器，再一次说明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冯汉骥生前对广汉遗址的数次发掘，虽未能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却为厘清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实，距离冯汉骥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

砖厂取土堆

1979年冯汉骥的遗作发表时，距离月亮湾遗址被燕道诚父子挖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有限的几次考古发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诚父子一样的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无意间零星挖出，被当成“意外之财”。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更不会把他们祖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看成文明遗址。

今年已8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为期一年的长江流域考古培训，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训的讲师中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当时就点着他说：“你从广汉来，你要注意哦，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严文明说这句话时认真的语气。

1975年，培训归来的敖天照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砖厂。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重要遗迹的三星堆，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呢。

现在划定的三星堆遗址区，跨越广汉两个镇的七个村子。敖天照说：“三星堆属于中兴公社范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办了个集体砖厂。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古老。”

当年年底，敖天照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同时带着砖厂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会。

“我呼吁发掘三星堆，我说你们赶快派考古队下来。那时候盼考古队就像盼救火队。”敖天照说。

但是，敖天照并没有立刻盼来三星堆遗址的“救火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湾老乡家里，四处收集砖厂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珍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们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村里一位大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

敖天照说，他并没有购买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钱，作为上交文物的奖励给了老乡。他把收集来的上百件文物，暂时存放在广汉县房湖公园内一处闲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