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遗址发现后带来更大谜团

本报记者 米艾尼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带来更大的谜团。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艺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审美与同时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区别明显，古蜀人何以掌握这样的技艺？他们来自何方？

围绕着三星堆，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几十年，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甚至有猜测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又仿佛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

广汉玉器

1986年发现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进程中最重要的突破。“两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考古工作者们经常这样总结祭祀坑被发现的过程。两个祭祀坑都是在当地农民劳动中被发现的，偶然、幸运，也带着几分遭遇破坏的风险。

“其实，第一次揭开三星堆文化面纱一角的，也是锄头。那要追溯到87年前。”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诉记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种季节。

在广汉中兴乡，家住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父子正在清理门口的水沟。儿子燕青保的锄头突然碰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出“砰”的一声，吓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扒开泥土，看到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燕道诚闻声跳下坑里，撬开石环后，一块翠绿的玉器出现在面前。父子俩认定，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静时，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重新刨开掩埋的泥土，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贵的玉器。

这段回忆，燕道诚在生前不知道对人讲了多少遍。当时他们未曾想到，就是那不经意的一锄头，叩开了一个紧闭数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门。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燕道诚的后代也生活在这里。世人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多把燕道诚称为“当地农民”。但在真武村，多称燕道诚为“燕师爷”，还有人说他曾当过县令。总之，燕道诚从小读过不少书，是一个乡间文化人。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诚知道这是笔“横财”，既兴奋又忧虑。为了避免张扬出去惹上麻烦，他将这些宝物四散藏于家中各处，命令家人不许透露这个秘密。

燕道诚或许是想将这些玉石器作为传家宝传子传孙，但他的愿望落空了。

宝物的诱惑令月亮湾的秘密很快泄露。燕道诚在成都的古玩市场上用并不高昂的价格出售了部分玉器。而得到这些玉器的古董商们则纷纷追寻它的来源，广汉月亮湾很快因这批“广汉玉器”出名。

精明的古董商最终追踪到燕道诚的家，经不住劝说的燕道诚以低价又抛售了大批玉器。

短短几年时间，燕家的“宝贝”一件件减少。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响亮了起来，很快传遍成都，终于吸引来了考古学家。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从燕道诚手中得到了几件玉石器。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当时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遗物。几年后，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维汉面前时，葛维汉惊愕不已。

葛维汉也是美国人，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到了四川，是个中国通。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1932年，葛维汉重返中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葛维汉是第一个找到燕道诚的考古学家。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来到燕家，燕道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先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开方试掘，然后在第一个坑的南北两边各开一沟，作了延伸发掘。据当时的发掘记录记载：“邻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场，时间很短，收获却不少，共发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

葛维汉是以考古为目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国人。这个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

龚希台是1932年秋天从燕道诚手里买到的玉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段渝说：“这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蜀”作为国名，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而古蜀国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早得多。只是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它只是只字片语地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录中。

关于蜀国历史最著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及鱼凫据说是古蜀国的两个王，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前，他们的故事就像夸父追日和女娲补天一样，只是神话传说。至于“尔来四万八千岁”的蜀国时间，恐怕是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夸张手法。

古蜀国的历史，在东晋《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一点无法考证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据此推算，古蜀国应该建立于公元前1000多年。

龚希台的《古玉考》将广汉玉器与古蜀国建立了联系，而真正用考古学方法证明“古蜀国”的存在，时间是两年后。葛维汉于1936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最初报告》，这是第一篇有关广汉古蜀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报告中，葛维汉还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葛维汉的考古报告震动了历史学界，从而在上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广汉文化”的研究热潮。就连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对“广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和葛维汉早就相识，马上给葛维汉写信，要求对方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先睹为快。

葛维汉很快将资料寄往日本东京。郭沫若当时正潜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国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他很快给葛维汉回了信，补充了更多的研究结果：“蜀”这个名称曾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现。广汉的很多玉器的形制和华中、华北地区的发现类似，这应该是古蜀国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确如其言，“蜀”字最早发现于周代的甲骨文中，周人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

这是古蜀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顺着这个方向，葛维汉提出的“广汉文化”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偏偏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与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后来取代月亮湾为遗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继续沉睡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