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G20

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中国智库发声。

2015年，人大重阳成为土耳其G20峰会的唯一中国合作伙伴，中国学者先后6次赴土耳其，将大量中国思想与经验告诉土耳其方面。同时，参与其中的中国智库开始增多，不只是人大重阳，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智库专家。

中国学者们提前得知，在土耳其T20主席声明里竟出现不公之辞：“201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经济下行”。当时，在场的中国智库强烈反对：这么说对中国经济是不公平的，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世界增长率贡献超过40%。强烈抗议，如果不删掉这句话，中国智库就集体退场。最后，土耳其方面删去了这句话。次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安塔利亚吹来“中国风”》的文章，赞许中国智库在土耳其越来越活跃的影响力。

通常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舆论与氛围出现对华不利的情况时，中国方面采取的手段是利用国内媒体，大加批判与反驳。类似方式虽能部分起到引导国内民众的立场与态度的作用，却无法在本质上改善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了国际环境，反向营造与提升了对华不友好的“境外势力”或“反华势力”的地位。

中国缺乏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兼具外语才华、国际知识背景与国际交流热情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我们这个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遗憾。改革开放都35年了，数百万优秀学生留学海外，其中约1/3回国工作，目前每年超过1亿人次出境，但是中国仍存在国际交往人才的极大缺口，类似现象不只是怪异的、难堪的，更值得我们深度推敲，在机制内部寻找反思的突破口。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及“解放社会活力”所言，目前外事人才培养与交往活力并没有被完全解放出来。从全球范围看，国际行为主体的“去国家化”趋势相当明显，类似“一个人的战争”、“一个团队改变世界”的事例不再罕见，中国不能再以“政治化”的思路去处理外事工作，更需要有自主的社会机构、个体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再组织、再构造、再行动中去。

另一方面，从体制内的角度，也需要培养与激励更多官员敢于对外争夺话语权，鼓励更多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别的官员多到国际场合中发表文章、阐述观点，培养中国中高级官员在各类国际论坛上“脱稿”的英文演讲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包容官员的“言多”，不必放大不可避免的“过失”，捧举与支持有优异外事交往能力的官员，中国需要有更多90岁还活跃在国际场合的“中国版基辛格”、“中国版吉米·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