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否让善款去向更难追踪? 谁也无法否认,去年井喷后的互联网公益很大程度让原本颇受掣肘的资金支持得以松绑。早在2014年国内善款总额就已超1000亿元人民币,虽然远远落后于美国3000亿美元的数字,但美国仅有14%大众捐款来自移动端,中国个人捐助中的移动端用户高达84%~85%,已经凸显出中国式互联网公益的结构特征。 曾轰动一时的“郭美美事件”虽时隔数年,仍令公众心有余悸,如今隔着屏幕,更引发不少捐助者叩问:如何确保每个项目的真实性?善款去向是否更加难以追踪?是否会有账目不清的机构鱼目混珠? 对此,翟红新认为,可以信任互联网的自我净化功能,“这使公益项目形成了7×24小时全天候被观看的环境,是可以产生优胜劣汰的,互联网让信息传递的成本变得很低,公益信息传递者和受助者的界限也更加模糊,一些救助案例的参与者就能让信息生产变得更透明,比如一场医疗救助中,手术医生就担当着信息真实性的背书,而朋友间传递信息其实更容易信任,腾讯平台还提供了一个‘我要反馈’的服务接口,实名和真情实感的反馈也是有助于项目透明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互联网提供了与捐助者直接对话的可能性,这本身也是有助于透明度建设和信任培育的,“今年5月,基金会为了帮扶雅安果农发展,通过移动互联网为他们预售1000多份车厘子,却因为一场意料外的大冰雹造成绝收,本来我们担心一旦公布实情,公众会不接受,煞费苦心经营的微信公众号粉丝会急速减少,但是我们公布了果农受灾的消息及退款账号,及时真诚与用户沟通,没想到不少用户纷纷表示不用退款,选择将钱转捐给受灾农民,公布当晚粉丝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00个。” “透明是赢得信任的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标,公益组织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项目执行的成效,透明是底线,只是因为现阶段透明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所以公众比较关注,未来希望透明不再是一个问题,公众不再谈论透明,只谈效用。”刘文奎如是说。 李劲还指出,互联网公益现有的信息披露模式主要是公益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捐赠人汇报,他认为这其中还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目前公益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的捐赠人信息并不完整,只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向捐赠人反馈信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捐赠人管理系统,通过与捐赠人的直接汇报和互动,更好地问责并维护捐赠人,实现服务的及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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