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在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了解现代化港口群布局情况。

二、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当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便开始风靡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实践形态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拥抱西方供给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求教“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意味着，如果不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理论分野，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混乱，工作中就会走偏出错。正如习近平所说，有些同志，“对供给侧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显得尤为紧要，这不仅是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国供给学派的翻版，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被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路与主张，与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两者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存在着本质区别。

首先，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其次，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们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再次，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习近平指出：“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