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中的意识形态

对话人：

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戴锦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电影评论家)

核心阅读

好莱坞始终是“现实主义”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心理的困境与危局始终是其选题和叙事的切入点，舍此，便无以论及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解决”

社会主导文化被商品逻辑贯穿，就有可能导致三种后果：主流价值观的边缘化、情感展示的外在化、捕捉生活的浅表化

影像艺术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蕴含一定要有，但是我们反对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主题先行和庸俗社会学

娱乐不排斥思想，有思想深度的娱乐是有品位的体现；思想也不拒绝娱乐，以轻松活泼的方式阐释思想、传达思想，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江：当今时代，好莱坞电影无疑是世界范围内最畅销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表面看来，好莱坞电影只是一部吸金的机器，它运转的结果是汇集了大量财富，赚取了高额利润。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好莱坞生产出来的光影之作，无论是娱人之乐还是拯救世界，抑或其他，事实上都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

娱乐与意识形态的正相关

戴锦华：广泛流行的通俗娱乐作品无疑与意识形态相关，而且是正相关：其商业的成功度同时是其编织的意识形态的密度和有效性的证明。

然而，不同于某种冷战式想象，意识形态——尽管其核心要旨是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却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宣讲或灌输。意识形态的形式特征从来是隐形的窃窃私语、喁喁告白，是对化身为常识系统的价值体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社会与时代的认同与情感结构的塑造。自行暴露为宣讲或意识形态灌输，可能出自其载体的劣质、蹩脚，更可能其自身便是某种合法性危机的指征。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有关，但与权力暴力无涉。否则，便只需国家机器自身的运行，而无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辅佐。因此，我们才会说，美国政治始终是华盛顿特区与洛杉矶—好莱坞的“双城记”，而非华盛顿特区的独白。

具体到好莱坞电影，其A级片大约是主流意识形态复制和再生产的场域，灵活多变，却万变不离其宗；而B级片，加之今日的多数电视剧，其意识形态则大多相对庞杂、繁复，或者说，更近似于葛兰西所谓的“霸权争夺战”的场域而非主流价值观的阵地。好莱坞在意识形态上以不变应万变的全球常胜，固然依托着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也凭借着好莱坞制作人高度的政治敏感与有效的应激机制。好莱坞始终是“现实主义”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心理的困境与危局始终是其选题和叙事的切入点，舍此，便无以论及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解决”，无以实践社会常识系统的更新与复制再生产。百年好莱坞，确乎是美国梦的最佳营销商。但作为今日世界最耀眼的跨国公司群体之一，好莱坞当然以逐利而非意识形态营销为目的，好莱坞与美国梦的联袂双人舞，只在于美国梦或曰美国主流价值、美国意识形态始终占据着全球的霸权地位。

谈到娱乐与意识形态，多少有些“新”味道的事实是，伴随冷战终结，意识形态的暴露与失效开始成为全球性的普遍事实。其主要特征是，意识形态在丧失其匿名性与隐形性的同时，开始丧失其社会整合、询唤的效力。尽管认同—身份政治调门甚高，却无法改变文化犬儒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高涨的世界现实。此时，电影作为国家文化工业又当如何应对，变成颇具新意的命题。2015年负面评价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鸟人》在奥斯卡评奖中大获全胜。2016年，《鸟人》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又凭《荒野猎人》蝉联了最佳导演，而且在片中召回了美国历史的印第安幽灵。此番，不仅可以试看好莱坞如何再度化解由社会危机漫漶而来的文化阴影，亦是看意识形态是否仍可充当国家机器全速运转的润滑剂，当然也是看电影的社会角色能否迎击数码转型，羽化重生。

意义缺失的背后

张江：我们指出好莱坞电影隐藏着意识形态诉求，不是抨击，只是道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我倒认为，意识形态之于电影，并不是夹带进去的“私货”，而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反观当下的中国电影，在这一点上欠缺很多。驱逐意义，逃避意识形态，片面追求娱乐性和感官刺激，为中国电影埋下了诸多隐患。

陆绍阳：当前的中国电影业，一方面是由票房的井喷式增长构筑起的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电影主体多是由“有意思没意义”的影片构成，在这个话语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稀薄的空间里，观众看到的是炫目的视觉奇观而不是丰富的心灵世界。

出现这样的文化景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消费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愈加突出，商品概念也深入到文化艺术领域，电影作为艺术品的纯粹性被淡化，而作为工业产品和消费商品的特性被放大。

按照目前的趋势，社会主导文化有可能被商品逻辑贯穿，这就有可能导致三种后果：

一是主流价值观的边缘化。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电影人探索出“家国同构”“政治—道德一体化”等叙事策略，从国家、社会、个人多个层面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深入人心提供了多种有效的范式。但如果将一切皆商品的逻辑应用到文化艺术生产中，让快速更替的消费思维占主导的话，本来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可能就会被动摇。

二是情感展示的外在化。英国文化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指出：“在消费文化影像中，在独特而直接产生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总是大受欢迎。”他的细致观察道出了一些实情，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一味地“迁就”大众口味？电影让观众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放松一下精神，满足娱乐需求，这无可厚非，但不能忘记，电影即便被认为是娱乐艺术，也必然保有“成教化、厚人伦”的功能。艺术的至高境界是陶冶人心，如果电影仅仅被当成身体和物的展示，让坐在舒适椅子上的观众凝视和把玩，那它就逐渐丧失了文化性，它的价值无疑就会大打折扣。

三是捕捉生活的浅表化。现在有一种创作倾向已经很明显，创作者不愿意触及生活中的矛盾。虽然编导在创作中将叙事退回到家庭，或者干脆穿越到过去时空，固然有客观原因，比如希望规避风险，但实质上还是一种跟风取巧心理在作祟。电影不仅仅要反映生活，更要引导人们发现生活的问题，引导人们对生活进行严肃的思索。如果镜头捕捉的只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光鲜，而不去探究现实生活的内涵本质，甚至还有意在社会矛盾和个体生活中间打一堵防火墙，我们的电影就可能顺坡而下，滑向世俗文化、商品文化、消费文化汇聚的洼地，人们不断呼唤和期待的具有历史厚度和时代宽度的力作就不可能出现。

人物塑造的苍白无力

张江：人物是一切影视作品的核心。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成败。好莱坞电影，无论是《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还是“星球大战”系列，其成功都建立在人物塑造的基础之上。同时，作品的意识形态传达，也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所思所想来完成。

丁亚平：好的影视作品，准确、鲜明、生动地诉诸观众的直觉和联想，除了要有戏剧性，更要具备影像的艺术特性。好的内容是灵魂，是影像艺术特殊表现手段的主要目的所在。

我们看到，一些作品的创作，重事件叙述轻人物塑造、重功绩交待轻故事挖掘，这是影像艺术中人物形象塑造不丰满、艺术魅力不强的重要原因。忽视在思想冲突中凸显人物的人文内涵和个性，会影响观众的观赏；而外加上去的主题标签，不仅容易概念化，而且很难感人。

我认为，影像艺术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蕴含一定要有，但是我们反对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对主题先行和庸俗社会学。在概念化和生活真实感之间有一“临界点”，这就是对艺术创作规律的遵循：一是放开手脚，二是去除陈言，三是重视观赏性。大众以购票等自愿观赏的形式完成消费体验，追求的是放松身心及多种情感参与，灌输式传播会与观众要求满足快乐的心理产生抵触。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生产与观众兴趣、电影市场需要未能实现无缝对接，不能与电影观众产生多方位的有效交流，日积月累将形成一时难以修复的审美接受疲态。

解决人物形象的思想蕴含问题，有两个路径。一是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共振点，扭转普遍存在的过度娱乐化、平面化和主观化的创作观念；二是使影像人物成为现实与想象的缝合，“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需要改变不真实与感染力缺失的状况，解决观众不认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