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之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多重意义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从倡议、筹备、到明年1月成立，亚投行的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球金融治理一个新的里程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全球经济金融进入大挑战、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新阶段，国际金融秩序亟待重塑。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重点在于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结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总数达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拉美等五大洲，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新加坡共同商定高质量的《亚投行协定》文本。中国倡导亚投行遵循开放的多边主义，并按照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向亚洲以及其他经济板块开放。事实上，包括亚投行的目的和使命、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等都遵循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规范运作和标准，力图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全新金融机构。

亚投行对于全球金融治理的 冲击更多地是观念层面上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冲击，其全球金融治理意义则是增量上的改革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贡献和改变。长期以来，全球治理框架是以G7为核心，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无论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还是发展领域都深深带有“一超独大”的色彩。

从旧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硬核”来看，多半始于二战结束或冷战时期，比如，在贸易领域主要是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以各种区域性贸易制度安排为辅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在金融领域主要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中心，以金融稳定论坛(FSF)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监管等形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在发展领域主要是以世界银行(WB)为中心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地区性发展银行为载体的全球发展治理机制。而这些全球治理框架下的机制设立基本上都是遵循“华盛顿共识”，并且由美欧等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群体话语权严重缺失，全球治理结构中利益分配不均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原有国际组织已不能承担全球治理重任，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架构，来反映“公平、共赢、利益”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治理新理念。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在化解危机的巨大压力下，全球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实现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突变。而亚投行立足于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更可以视为开创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点。

金融利益分配失衡问题的解决是重构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核心。近年亚洲地区积累了大量金融资源，单从外汇储备资产规模看，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然而，这些资本却配置在大量低收益美元资产上。在1952到2014年间，美国投资者持有外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5.72%，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平均收益率是3.61%，这种差额收益率产生的原因既包括由于美元资产的低风险导致的，也包括在当前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不断相对其他货币贬值所产生的估值效应所导致的。

另一方面，从亚洲的情况看，同期亚洲国家基础 设施投资的总需求高达8万亿美元，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亚投行的成立不仅可以为亚洲经济提供高效而可靠的中长期的金融的支持,成为构建亚洲内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重要平台，也利于夯实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引擎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将通过“杠杆作用”，提高贯通亚洲资本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区域内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设。

亚投行的着眼点并不仅限于亚洲，更着眼于解决“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多边融资体系建设。多边融资不能紧靠几个少数国家的财力、物力，要多元融合，相关国家政府、金融机构、私人资本要加大投资，共商融资大计，发挥政府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优势。同时，亚投行也要用好中国-东盟、欧亚、中东欧等二十几个基金，以及新成立的丝路基金。鼓励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公私合作模式（PPP）、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等有效组合，通过提高长期潜在收益提升私人资本参与，鼓励民间资本、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参与丝路基金建设，引导商业性基金与社会基金共同参与。

而从长期看，亚投行的成立将深远影响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全球发展大趋势看，一个覆盖欧洲的人民币货币互换网络正在形成。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全球贸易出现区域化联盟之后，金融和货币领域也出现以“货币互换网络”为代表的区域化联盟新趋势。

近年来，全球掀起了货币互换的热潮，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签署更加频繁，这种以货币互换网络为基础的金融结构正成为一种新趋势。当前，中国与欧洲、亚洲各国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核准人民币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协定货币互换协议都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可以预计，亚投行成立后，会形成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融资机制和网络，并加快人民币逐步向国际储备货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