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非洲总分社丁小溪： 走进索马里，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

2014年5月,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我,从北京飞赴遥远的非洲大陆,前往新华社非洲总分社，负责肯尼亚和索马里两国的报道工作。从那一刻起，索马里这个战乱国家便成为我每天心心念念的一部分。深夜写稿之际，常常会被雇员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因为索马里又发生了爆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先后两次搭乘惊心动魄的小飞机，踏上这片躁动不安的土地进行采访，努力记录着一个个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故事。索马里，一个被战火撕裂的国度。在这里，谁也说不清下一场恐怖袭击或是自杀式爆炸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多年来，索马里一直被称为“全球最失败国家”。今年7月26日，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遭遇宗教极端组织“青年党”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位于“半岛皇宫”酒店的使馆办公区被彻底损毁，一名武警在袭击中不幸遇难，三名中方人员受伤。

袭击发生后，国内十余家媒体现场连线，希望介绍袭击情况。经历了24小时不曾合眼的连续紧急作战,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在主动请示领导后,迅速带队飞赴硝烟尚未散尽的袭击现场，再次走进这个充满暴力和未知风险的国家。奔赴索马里，是因为我希望将当地残酷的生存环境真实地呈现给外界，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在万里之外的“东非之角”，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利益交织的罗网上日日夜夜流淌着平民的鲜血。自上世纪90年代索马里陷入内战以来，军阀割据、部族纷争、饥民遍野、海盗横行……每一个字眼的背后都隐匿着民众最绝望的痛。1993年“黑鹰坠落”事件发生后，美国军队全部撤出索马里，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正式恢复驻索使馆。正如索马里现任总统马哈茂德去年在中国使馆复馆之际接受我们专访时所说的那样，整整两代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成长起来，失去了入学接受教育的机会。到索马里后，当地人一直反复强调，24小时拉上屋里的窗帘，不要站在房间窗户后面，更不要在阳台上向外张望，避免被瞄准；在任何户外地点进行采访时，尽量不要停留超过5分钟，在袭击者有所反应前迅速撤离。但即便如此，为了捕捉到合适的素材，总是忍不住想多停留一会儿。我看到，在如今的摩加迪沙街头，到处是断壁残垣。非盟部队的装甲车和各式防弹车，载着重型武器和身背长枪的私人武装，行驶在被炸弹损毁的凹凸不平的狭窄道路上。我看到，在收治袭击伤员的玛迪娜医院，在爆炸中幸存的平民蜷缩在狭窄走廊的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目光迷茫而无助；我看到，在摩加迪沙孤儿院里，羸弱的索马里儿童正在不知忧愁地玩耍，似乎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在无休无止的战乱和饥荒中离开人世；我似乎更看到了，在地中海的汹涌波涛中，成千上万试图经海路逃难至欧洲的索马里人正在绝望地呼喊，他们明知海路凶险，也别无选择，因为已没有退路…… 但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索马里人依然没有放弃，他们渴望世界的关注。我愿意用手中的笔和相机，真实地记述他们的苦难、无奈和抗争,传递他们的憧憬与梦想。一篇篇关于索马里的报道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随着2012年索马里联邦政府成立，“全球最失败国家”已曙光初现。绝望中孕育着希望。摩加迪沙路边的售油小贩正在日夜不停地辛勤劳作着；人头攒动的哈马韦恩市场里，索马里民众正在选购着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在遇袭酒店的废墟上，挖掘机轰鸣作业，夜以继日进行重建…… 牵挂索马里，是因为我为中索两国历久弥深的友谊而深深感动。去年10月，为了报道中国驻索使馆时隔23年后正式复馆，我曾经在这次遇袭的索马里酒店居住过。10个月后，我再次重返旧地，站在袭击后的废墟上，追忆当时景象，那高高挂起的中国结，萦绕耳畔的中国民乐，以及印有“庆祝中国驻索使馆正式复馆”字样的巨型蛋糕……一切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回想在非洲工作和战斗的500多个日日夜夜，分社几乎每个月都会发出超过20条中文稿件和300多条英文稿件。记不清有多少次，为了完成一篇让自己满意的稿件而秉烛达旦。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艰苦环境里高强度工作时，浑然忘记自己是一个生活上衣食无忧的女孩子，本可以满足在国内舒适的小家里，闲敲棋子落灯花。当我连续攀爬六天六夜，在高寒缺氧的极端环境里登上海拔5895米的“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时，我意识到身体所能抵达的高度是有限的，但信念引领的高度是无限的。当我身处索马里，在焦土废墟上努力还原袭击现场、挖掘人性善恶时，我明白了记者对事实真相的所谓“执念”，其实是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未来的日子里，我愿在新华社这个大熔炉里，用好手中“可抵三千毛瑟枪”的一支笔，脚踏实地，问心无愧，做好每一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