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干部：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

西藏，美丽干净、令人神往的地方，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又是一片充满挑战和未知的地方。在那里，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都是正值最关键的中青年阶段，他们的故事平凡而伟大却又鲜为人知，他们常年承受着“高原反应”却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们要忍受孤独并在精神上承受对家人深深的愧疚……他们普遍背负着压力和挑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援藏干部。

自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重大决策以来，在20余年里，参与援藏工作的17个省市、60个中央国家机关及17家中央企业，已累计向西藏和四省藏区选派各类干部人才7个批次、逾6000人。

这些由有援藏任务的中央机关、各省市的省直、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市选派的援藏干部，选拨的首要条件是要求政治上靠得住，思想政治素质过得硬，根据在西藏的岗位、职位需求确定遴选范围，并按照自愿报名、单位推荐、逐级遴选、组织决定的组织方式进行层层选拔。一般而言，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的援藏干部年龄不超40岁，县处级以上一般不超45岁，具体人选还需由相应组织部门按照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作最后决定。

让记忆回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事迹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为了援藏事业，把对亲人的爱、对亲人的愧疚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西藏人民，最后践行了自己“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壮志诺言，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多年来，数千名援藏干部一批又一批，踏着孔繁森的脚印，继续秉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把西藏当作故乡，把西藏人民视为亲人，为西藏人民谋福利，在雪域高原经受了锻炼和洗礼，与西藏各族群众一道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

苟天林——援藏干部要做主人，不要做客人

　　采访途中，苟天林（左四）和记者们一起探讨报道方式（资料图）

苟天林连续援藏10年，是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

1995年，中央国家机关首批援藏干部选拔工作开始，中宣部要派一名干部援藏，到西藏自治区宣传部任副部长。按照规定，援藏干部年龄要在45岁以下，苟天林当时已经47岁，但是他仍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当时想，如果要是其他条件较好的地方，我可以不报名，可以不去。当时孩子上小学，家里确实有困难。但是西藏是边疆，虽然遥远，却是我们祖国的领土；虽然艰苦，却是我们同胞的家乡。西藏需要人，我就应该站出来，高高兴兴地去。”

援藏10年，苟天林跑遍了西藏所有市、区，大多数县。一路风雪漫漫，车陷到雪地里，苟天林与大家一起推车；在老同志家中，他嘘寒问暖……朴素的黑大衣，被高原晒黑的脸膛，憨厚的笑容，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就像乡里邻家的老大爷一样淳朴的人，就是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高海拔和长期缺氧对他心、脑的损害无法逆转，所有的磨难都不会影响什么。苟天林说，援藏干部要做主人，不要做客人；不是工作组，不是挂职，就是西藏的干部，要扑下身子好好工作。“党派我们去西藏，不是为了让我们吃苦，而是工作需要；不是仅仅因为身体可以适应，而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不是仅仅因为西藏需要支援，而是因为那里的山山水水，是祖国的领土，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同胞兄弟。我们不能因为艰苦，降低工作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王齐荣——“我欣慰，自己是块奠基石”

　　王齐荣在野外指导学生勘察设计。人民日报记者孙海涛摄

2004年7月，受中组部和教育部委派，41岁的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齐荣博士作为中直机关第四批援藏干部，赴西藏大学工学院任院长。3年援藏期满，他请求继续留藏，转为第五批援藏干部。2010年5月，第五批援藏干部工作即将期满，他再次申请转为第六批援藏干部。但因母校工作需要，这次他的申请未获批准。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刚到西藏时的王齐荣还是为眼前的一切而惊讶。刚刚成立的西藏大学工学院，4个本科专业任课教师不到30人，除一人有硕士学位外，其余全是本科学历。师资队伍的增强、实验室的建设、老专业的调整完善、新专业的论证设置……王齐荣开始了一系列的创建工作。

6年里，工学院的专业从4个增加到8个，实验室从12间增加到66间，设备总价值增加了30倍，学生从600名增加到1300多名。工学院从西藏大学最年轻的学院发展成为全校第二大学院。教育部本科教育评估中心的专家评价道：这是一所“用牦牛的精神、羚羊的速度创建的工学院”。

援藏6年，王齐荣在家的时间总共不到2个月。每年冬季2个月的寒假，他在成都的家中总呆不了几天，总是有这样的会议、那样的论证需要他到场。”说起援藏的个人得失，王齐荣的心里十分清楚：“要说个人损失，就是我的学术水平停滞了，还错过了内地高铁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四十出头，正是最该出成果的时候，他却甘心把这6年时光献给了西藏大学。“在内地，比较容易获得百万以上的大项目，有项目就会有成果、有论著。可是在这接手的几个研究课题都是几万元的项目，这儿的学术氛围更是不能与内地相比。”

“咳！想归想，其实得失一目了然。”6年时间，工学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师资力量日渐雄厚，一大批扎根高原的应用型人才开始发挥作用。“个人的得失与之无法相比。”

周广智——情洒曲水见丹心

　　周广智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2011年6月1日摄）

2007年，周广智作为江苏省泰州市选派的第五批援藏干部，来到西藏拉萨市曲水县担任县委书记。

曲水县地处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交汇处，含氧量仅为内地的60%。2007年，从未进藏的周广智，第二天一早就进乡到村熟悉情况，一个月时间，跑遍了曲水辖区的5乡1镇、17个行政村……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家乡的任职经历，让周广智深知发展工业的重要性。“要实现曲水的长远发展，‘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在周广智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到2010年底，曲水县共有各类企业65家，其中园区企业占七成，贡献了全县八成的税收。

对藏族群众，周广智当作自家兄弟看待；对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来思考，而对远在江苏的家人，周广智只有内疚和自责。

“每当想起80多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广智的眼里都噙满泪水。我们有时候劝他回家看看，他总是说，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得掉呢？”说起这个，一位曾和周广智共同援藏3年的江苏同事唏嘘不已。“其实，他是为了大家舍弃了小家，把情意更多地给了藏汉大家庭。”

2011年5月的一天，正在开会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周广智接到了母亲去世的电话，但他还是继续开会，一直到11点多事情都安排好了才散会。回到宿舍，周广智流着泪一夜未睡，第二天赶回老家已是晚上12点。没能和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成为周广智此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从进藏的第一天，周广智就把自己当作曲水一员，4年时间，已经学会了说简单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周广智说：“只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把这里的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对这里的一切投入真挚的感情，我的工作才能有依有靠、有所作为”。

张宇——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噶尔

为改善和提高农牧民们的生活，对于张宇来说，下乡调研成为了家常便饭。（资料图）

2010年4月，陕西省在全省范围内选拔第六批援藏干部，这一年张宇42岁，父母年迈，妻子多病，儿子太小……他无法超脱到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无所顾及。但内心纠结的张宇终于情不自禁地对妻子吐露了心声，“年龄再大，我就去不了阿里了。这次机会真不想放弃。”

“去吧……家里有我呢。只要你能照顾好自己，我就全力支持。”同窗4载，夫妻18年，马超一对丈夫的爱与支持一直是毫无保留的。

面对如画的高原，来自内地的张宇还来不及好好欣赏，就被严重的高原反应折磨得头痛欲裂。阿里是西藏最为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

“噶尔的美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就像这里的贫困让我无法平静。但是，这样的现状也激发了我更强的斗志，这里应该就是我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这是张宇到噶尔后，发给妻子的第一个短信。

睡眠，是张宇到噶尔后面临的最大难题。由于高原反应，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三个小时。同时，困扰他的另一个问题是噶尔的发展何去何从。反复的调查研究，许多个不眠夜的思索。张宇对噶尔经济发展的思路一点点清晰，一步步完善。两年时间，张宇改变了噶尔，为噶尔的发展增添了生机，噶尔的发展也让张宇更加热爱这片盛开着雪莲花的美丽高原。然而2012年8月22日，张宇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他最喜爱的噶尔。两年时间，一位援藏干部对党的无限忠诚，由圣洁的雪域高原铮铮鉴证。

马新明、孙伶伶——援藏博士夫妻的家国情怀

　　马新明、孙伶伶夫妇在西藏“天湖”纳木错畔合影。（资料图）

2010年，马新明，孙伶伶夫妻俩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期满后又转为第七批，创造了援藏史上多个第一：第一对援藏夫妻、第一对博士、第一对北大校友、第一对两届援藏……用真情谱写出一曲华美乐章。

“我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是大山里走出的彝家孩子，家境贫寒，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满足于个人的舒适生活。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马新明既是最年轻的后备干部之一，又是少数民族，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孙伶伶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曾赴日本、美国留学和访学，她到中国社科院工作后逐步成长为国内日本研究领域的青年专家。报效祖国、奉献社会，成为这对夫妇共同的奋斗理想。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又使他们毅然同赴高原、建功立业。

重民心、重民意、重民情——这是马新明始终坚持的北京援藏工作中心。拉萨群众文体中心、德吉罗布儿童乐园、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拉萨农业设施建设、牦牛博物馆……一个个填空白、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援藏项目背后，是马新明等北京援藏干部们熬过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常年连轴转、超负荷的工作。

对女性来说，援藏之路更为不易。孙伶伶在做好编辑工作同时，利用科研优势积极开展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调研，先后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有关部门委托课题，发表及结项成果近百万字。不仅如此，她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注重当地团队培养，带动了一批年轻科研人才的成长。

为了信仰和理想而忘我工作，苦辣酸甜只有自己知道。马新明、孙伶伶原本都是长跑健将，身体素质很好。来到拉萨后，由于高寒缺氧，夫妻二人出现失眠、记忆力差等症状。马新明深受痛风、滑膜炎困扰，严重时只能拄拐杖开会、下乡。而孙伶伶不仅严重脱发，还患上溃疡性结肠炎，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

一个个普通的名字,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这都是数千名援藏干部在西藏工作生活的真实缩影，体现出援藏干部最真实的情怀，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西藏。就像许多援藏干部在感悟这段经历时谈到的一样：“援藏是人生一段特殊的经历，在特殊的环境中经受特殊的锻炼，我们锤炼了作风，提高了素质，结下了友谊，贡献了力量，我们辛苦并快乐着。”

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中央各部委、对口援藏各省市、中央骨干企业共派出7批干部进藏工作，累计投入资金252亿元、实施援藏项目7615个，涉及农、林、牧、水、电、交通、能源、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广播电视、城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农房改造、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西藏各族人民从广大援藏干部从事的援藏工作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21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用他们的真诚、实干和无私为西藏各族群众谋得了实惠，带来了变化；他们青发而来，白发而去，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西藏；他们带走的是与西藏人民的鱼水之情，留下的是一支支带不走的队伍，他们的故事连起来，就是雪域高原上的一曲曲动人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