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铃木静子讲述与中国亲人的故事

　　铃木静子向记者展示养母的照片。本报记者 田 泓摄

　　遗孤们正在排演日本父母逃亡路上托孤一幕。本报记者 田 泓 摄

“我们全家与中国血脉相连”(见证·感恩)

——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铃木静子讲述与中国亲人的故事

本报驻日本记者 田 泓

见到铃木静子是在《孤儿的眼泪》排演现场。8月下旬，一场由日本侵华战争遗孤自编自演的大型演出“中国归国者战后70周年纪念公演会”将在邻近东京的埼玉县举行。8月13日下午，20多位演员在东京新宿一家老年活动中心第一次带妆排演。

《孤儿的眼泪》是一出十几分钟的短剧，讲述了日本战败后，满洲开拓团成员在逃亡路上抛弃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这些婴儿被当地中国百姓收养的真实故事。铃木静子在剧中扮演一位逃亡的路人，虽然不是主角，却陪着一遍遍串场不厌其烦。男女主角演到剧情高潮时，她和几位群众演员在一旁忍不住抹起眼泪。

“妈妈担心不懂事的弟弟多吃，总是先分出一碗留给我”

铃木静子是演出主办方之一中国归国者·日本友好之会的理事。今年71岁的她看起来也就是60出头。“显年轻是因为我这一生过得幸福，虽然我是个遗孤，但中国养父母和丈夫都待我很好”。

1946年，年仅两岁的铃木静子被14岁的沙秀芝从牡丹江的日本人收容所抱到了姐姐沙秀清的炕前。此前不久，沙秀清出生不久的女儿得了伤寒，因为日本人封城无法及时就医而夭折。看着瘦得皮包骨头、发着高烧的铃木，沙秀清忘记了丧女之恨：“她是敌人的女儿，但她只是一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收养她，她就会死的。”

沙秀清给铃木静子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洪静茹，小名“代弟”。家族长辈专门召集族人开会，宣布收养了一个日本孩子。为了怕她遭受歧视，养父母于次年特地把家搬到了哈尔滨。代弟果然给家中带来了弟弟妺妺，但养父母仍视她如己出。洪静茹告诉记者：“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妈妈担心不懂事的弟弟多吃，总是先分出一碗留给我。”洪静茹记得，妈妈批评她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护着她。

初中毕业后，洪静茹进了当地一家百货商场工作，因为好强能干逐渐成长为单位骨干。她也肩负起作为长女对家庭的责任，每个月37.5元的工资自己只留2.5元，其余都交给妈妈补贴家用。

1985年，外事部门找到已经结婚生子的洪静茹，告知她日本遗孤可以返回日本的政策。一家人考虑再三，决定回到日本，就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洪静茹也在日本名字中保留了“静”字，以示不忘中国的情缘。

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由于不懂日语，她只能从清洁工干起。即便如此，她也尽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养父母接来身边或回国探望。听说妹妹得病，她马上汇去积蓄。沙秀清打来电话感谢：“你救了妹妹的命。”洪静茹答：“我这条命还不是您给的？”

“我把几个孙子送回中国学习汉语，希望日中能够世代友好”

《孤儿的眼泪》编剧宫崎庆文本人也是遗孤，剧本里的部分情节就是他个人的经历。他告诉记者，写这出戏的目的之一是要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责。当年，普通百姓受日本政府欺骗参加开拓团来到中国东北。战败后，军队高官先行逃回日本，却把孤儿寡母留在中国。战争遗孤返回日本后，又一度成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经济生活无法自主的“二等公民”。日本政府没有对归国遗孤予以同情和补偿，而是直接套用针对生活贫困者的最低保障制度。根据规定，接受“生活保护制度”的人员在出国时受到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归国遗孤探望中国亲人的权利。

从小生长在中国的战争遗孤回到日本时大都已经五六十岁，不仅很难学会日语，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过遗孤们长达6年多的抗争，日本政府终于针对归国日本侵华战争遗孤制定了新的援助方案，并于2008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

宫崎庆文告诉记者，参加排演的演员们平均年龄73岁，其中包括遗孤的配偶、子女。演员们虽然都没受过专业训练，却个个认真投入。“我们这些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都已经老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后代和日本国民战争的残酷”。排演现场还有3个5到10岁的儿童演员。宫崎庆文说，这些孩子对老一辈的来历还一知半解，让他们参与进来，就是为了把这段记忆传承下去。

铃木静子告诉记者，遗孤们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配偶也多是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遗孤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她曾两次跟随遗孤代表团回到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今年7月，她特地去了年轻时在哈尔滨住过的老街，虽然养父母已经不在人世，90多岁的老邻居还是认出了她。她的两个儿子成年后，都是回哈尔滨找到伴侣再回日本成家立业。铃木静子说：“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全家都与中国血脉相连。我把几个孙子也送回中国学习汉语，希望日中两国能够世代友好下去”。

(本报东京8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