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李光耀：我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

他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

李光耀在2011年宣布从新加坡内阁顾问的位置上退下来，这年他87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时称，对任何一个到了这把年纪的政治家来说，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对事业的告别了，新加坡媒体也都是按这个路数报道的。不过，《经济学人》才不相信这点。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毫无疑问，这老头儿会继续一系列活动，坚定不移地告诉大众要继续走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在小小的新加坡，民众倾向个人主义会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他曾在政治辩论中引述印度尼赫鲁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

不过，在执政之后，为防“颠覆”，他关闭了新加坡的华语学校。同样出于种种考量，这位律师掌权以后，绕着弯子废除了新加坡的陪审团制度。

“我嘲笑自己总努力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在87岁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光耀对媒体说。那时，他还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尽力保持体力充沛，并且让国内外的会议和演讲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来访者注意到，只要一与人谈到地缘政治，他就活力四射。

有媒体称，李光耀这辈子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母亲的去世的时候，另一次是新加坡不得不从马来西亚分裂出去的时候，那回，眼看着自己付出全力的事业付诸东流，这个性格强硬的政治家怆然泪下。

他将那形容为自己一生最苦不堪言的时刻。

一些分析家认为，早年的这些记忆，令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下过对新加坡的危机意识。

他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样在乎民调和民众支持率。他觉得太在意这些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然而该国的选举制度与新闻自由情况，几乎可以确保他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能够持续执政。

他饱受来自各界的批评。如果不是这位律师出了名地爱跟人打官司，也许人们能见到的批评会比现在多得多。

矛盾的是，他对未来的预见常常是对的，尤其在国际事务方面。他被视为那种能够对人提出“没有偏见的明智忠告”的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表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都将李光耀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总之，正是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为新加坡一手设计了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双语教育制度等等。不论是否喜欢他，评论家们多少都承认，这些政策有效地稳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难凝聚到一块儿的新加坡社会，并且令当地“居者有其屋”，不论是三轮车夫的儿子还是千万富翁的儿子，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

1988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到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他奉劝那些认为自己会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去检查下大脑”。

他讲话的直白、霸道，个性的强硬曾为他赢得声誉，但到了晚年，从小读着美国杂志成长、自信满满的新一代新加坡选民们，拥有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价值观。

隐退前的最后几年，作为内阁顾问的李光耀依旧毫无顾忌地发表老调重弹的讲话，使党内同僚不得不跟在他后头使劲儿“灭火”。

在新加坡5年一次的国会大选中，他评论某地区的选民“如果决定朝(对手)那个方向走，那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度过和忏悔”，被视为他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输掉该次选举的最主要原因。他在书里指责新加坡的马来族和穆斯林难以融入社会，以至于他的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站出来说，父亲的话并不代表政府观点。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坛。

尽管如此，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坦白地说，我是个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我才可以始终如一，保持自我，不必为什么是最新的时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儿操心。”

他担心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会把新加坡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忧虑，后生们是否已经忘记了先辈的艰辛奋斗，转而像西方社会那样讲求舒适享乐，要求政府照顾：“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只是在晚年，他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