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反思：还有多少日本人在调查南京大屠杀？

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的野中章弘教授认为自己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右翼分子，既不反中也不反日，他属于第三种人：一名探究事实的记者。

他认为，记者只需要知道真相。

“记者要针对事件的真相进行调查取证，取证最重要的是去事发现场，聆听受伤害最深的人的话。”这是野中成为教授前，做记者时的理念，这番话已经被他在课堂上重复过无数次。

尽管曾经冒着生命危险采访非洲难民、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峥嵘岁月已不再，但在大学课堂上，每当对讲台下的学生说起正在飞速崛起的邻国时，60岁的野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想知道上个世纪中日之间真正发生过什么吗？跟我去采访吧。还真有一批批日本学生自掏腰包，跟着他去了中国。

10%与中国之旅

日本年轻人看待中国的复杂感情，用“关注”与“无知”这两个含义相悖的词语来形容并不为过。

考虑到自己的未来，日本大学生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邻国中国，他们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但当被问及两国之间的近代史，大学生们普遍又无知得可怕。

提问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野中课上的常规问题，但能正确回答的学生只占被提问者的十分之一。

“这不是学生们的责任。”野中知道，问题的根源在于教科书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掩盖和歪曲，这让包括他这个战后出生的人在内的举国上下都对历史并不了解。

而在野中看来，如果日本无法消除对历史的“误解”，就无法与中国建立起真正的交流。

在一次有接近30名日本学生参与的中国研修之旅中，一位清华大学女学生的“让人刺痛的质问”佐证了这一观点。

“日本人习惯了嘴巴上的道歉，但内心真的有负罪意识吗？”这位中国学生的一句话，让对发生在六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几乎不知情”的日本学生全体沉默下来，不少人一脸委屈，却又无法反驳。

更多的沉默出现在对战争遗址的实地探访中。野中曾5次带领学生去往南京周边的一个村落，村里的一块石碑上，铭刻的文字述说了1937年12月日军入侵湖山时，给村民造成的灾难，其中，64名死难者、15家绝户等字眼，以及幸存者的讲述，把被教科书掩盖的战争伤疤揭示在日本学生眼前。

“政府不愿意教的历史，那就自己去调查。”是野中作为记者信奉的原则，而作为老师，中国之旅的意义在于：“比起在日本学习，去中国探访战争的遗迹，聆听幸存者的声音，能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两年前，野中带领日本学生沿着日军在上海登陆、一路烧杀掳掠直到南京的足迹进行调查，探访扬州幸存的慰安妇和被屠杀的亡灵。而在去年，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学生们见到了1932年日军屠杀3000名普通民众的罪证。

最让野中印象深刻的，是调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曾在河北等地实施的“三光”政策。在侵华日军扫荡期间曾发生80多人被杀害的“端村惨案”的河北省安新县端村，当86岁的老八路平静地讲述当年所见的烧杀奸掠场面时，日本学生们从沉默转为愕然，女孩子的抽泣声此起彼伏。

讲述持续到夜幕完全降临才结束，差不多每个学生都深深鞠躬道别。这种悲恸的气氛在调查其他地方时，也时常在日本学生中出现，但端村这次，野中教授感到格外心痛。

他的祖父和两名伯父都曾参军侵略过中国，其中，祖父死于实施“三光”政策的扫荡行动中。

举国隐瞒的战争记忆

对于野中教授这个年纪的日本人，真实的战争记忆近在咫尺，因为那很可能就是他们上一代亲人的个人记忆，但现实却是，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几乎并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在中国做了什么。

甚至，在政府的宣传中，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被称作“日中战争”，让人误认为是两国争端。

“调查过的人都知道，是日本侵略了中国，中国没有派一兵一卒来日本，也没有对日本发动过战争，这是百分之百的侵略战争，这样称呼是不对的。”野中说。

实际上，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日本国内媒体报道中对战争的目的进行曲解，对真实的战争场景进行美化宣传。

出版于1937年12月20日的东京报纸《朝日新闻》登载了沦陷后南京的照片，在照片中，南京市民“排队迎接”“皇军”的到来，在拿着刺刀的日本军人身边，中国小孩子一脸笑容。

在整张报纸版面最显眼的位置，写着“皇军进驻，南京迎来和平”的主标题，副标题是“皇军受到南京人民的欢迎”。

而在当时日本的媒体舆论中，日本军队是为了从欧洲列强的威胁下保护中国的安全，才进驻中国的。“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日本人坚信这就是‘日中战争’的真相。”野中说。

参与隐瞒日本侵华战争真相的，不止有政府，还有不少从战场归来的老兵。

每当说起自己的亲人，野中教授的心情都很复杂，他的祖父和两位伯父被征召入伍后，全都“蒙了大难”，除了死于施行“三光”政策的祖父，他的一位伯父死在中国山西，另一位伯父在日本战败后，流放苏联，并遭拘禁。

“我的爷爷和两位伯父，在日本都是非常安分守己的好人，绝不可能成为杀人犯，但是当国家命令他们入伍，命令他们去杀人，他们无法拒绝，从而在中国做了很残忍的事。”野中说。

“对于这样的日本兵，或许在战场上死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他说。

由于无法面对那种惨烈的行径，战败之后回国的老兵对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集体缄口不提。“即使有很少一部分日本兵鼓足勇气，说自己在中国杀了人，他们也会遭到其他日本兵的语言指责和暴力，特别辛苦。”野中说。

或许为了排解内疚，曾经到过中国的日本兵多数选择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在中国的行为，这些日记在日本兵死后被发现，并集结成书。

在日本人藤原彰战后出版的《记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一书中，从这些老兵的战地日记出发，描写了不少因为被征兵而变成杀人恶魔的普通人。

“在许多日记中，都生动描述了那些热爱家庭、过着平凡日常生活的农民和市民，被送上战争前线，经过反复地被命令去干抓人、杀俘虏的勾当之后，不知不觉变得心狠手辣了。”书中写道。

野中认为，在那些日本老兵的内心深处，或许并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所以在回国之后，才不愿在亲人面前提及在中国杀人的经历。

“中国人那时把日本兵称作‘日本鬼子’，对于幸存下来的不少日本兵来说，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说。

曲折难行的真相之路

从发现已经过世的祖父的日记开始，山内小夜子就开始感受到肩负维护历史真相的责任。

山内的祖父也曾参加过侵华战争，后来因受伤而提前回国。在日记中，老人写下了他作为一名运输兵，于1938年1月参与了侵略南京的经历。

“我当时很吃惊，原来老人家一直向家人保守着这个秘密。”山内回忆起，每当祖父提起在中国的岁月，都会被愧疚和痛苦笼罩。“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他都没能原谅自己。”

战后，在政府的宣传和政要的言论中，不断否认“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歪曲了普通日本民众对战争的认知。

随着老兵的日记被披露、出版，日本国内逐渐出现要求政府公布战争真相的“不同声音”。1971年，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前往中国采访，回国后用一系列访华报道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战争暴行，对战后以“受害者”自诩的日本产生了强烈冲击。

2001年，时任首相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次年，山内小夜子等2000多人组成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诉讼团，在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对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而日本7所地方法院一致裁定，小泉的行为违反日本宪法第20条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

今年初，山内小夜子等日本二战死者家属、宗教界人士和爱好和平国民共600多人，再次发起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诉讼。

即使是针对状告首相这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大部分日本人的态度却是漠不关心。实际上，不论是山内小夜子、本多胜一，还是如今仍活跃着的南京大屠杀史实调查者松冈环，甚至是已故美籍作家张纯如，他们披露的真相都没有成为日本民间对待日本侵华战争态度的主流声音。

“大概估算下来，日本人中能够客观认识历史的人大概只占20%，右倾化的占20%，其余60%是漠不关心，没有既定的立场。”山内指出，安倍上台后，日本反战及和平的民间团体声势减弱了很多。

而尽管曾被判决违背宪法，安倍最近几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支持。

“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会把参拜靖国神社当做心理的慰藉。”野中说，在日本人的宗教观中，不论做过多么邪恶的事情，人死之后会化身成神佛，“日本首相去参拜，是对这种化身的承认。”

野中认为，教科书和新闻媒体中对历史真相的隐瞒，包括利用宗教达成政治目的，这些都体现了日本缺乏深刻反思战争的态度。

“甚至大多数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战争的加害者，他们保留更多的，是‘受害者’意识，比如广岛和长崎被投射原子弹后的惨痛爆炸、战争中食物的匮乏等。”他说，如果日本不消除这种错误的历史认知，就无法与中国进行更深刻的交流。

“我们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未意识到，其实不知情也是一种罪。”一次实地调查中，与“三光”政策幸存者对话之后，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记者苑苏文 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