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抗日战争几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不管是针对苏、美，还是北进、南进，都必定先打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可以说，征服中国是日本世界战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在1936年9月日本陆军省修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对侵华兵力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汕头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1937年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其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日本陆、海军还就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网上网下质疑的人不少，极端者甚至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除了做了宣传以外，几乎没干什么实事”。说这些话者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否定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主要力量，并肯定其正面表现。但是，纵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东三省，十几万东北军根本未作有效抵抗。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对日本的侵略仅仅是向国联申诉。直到“西安事变”后，被“兵谏”的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重大失误，国民党军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几乎丢失了大半个中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抗战又由初期的比较积极逐步走向消极，还有大批人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汪精卫都成了汉奸。蒋介石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始终给自己留着与日本进行和谈的后路，下不了向日本宣战的决心。直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对日军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很少有积极的反攻行动。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作战中，在中美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面对已成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仍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内，国民党军就损失近60万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平型关初战告捷，打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言：平型关之战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全国抗战开始初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丢城失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更是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对抗着约58%—75%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最凶残

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悼念仪式。日本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事实上，日本法西斯才是最凶残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很多国家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其灭绝人性，世所罕见。

在日本法西斯身上，看不到任何所谓“文明人”的影子，看不到任何“人性”和“人道”的影子。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拿无数中国人鲜活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并进行细菌战。除“731”部队外，日本还在其他侵华日军设立了名为“防疫给水”的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的中国军民的巨大伤亡难以统计。如1942年5月，日军对云南保山、昆明等地进行细菌战攻击，造成云南56个县霍乱暴发，两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 万多人。滇西日军在其侵华战争失败前，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

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野蛮的无差别轰炸、赤野千里的“无人区”、残暴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在日本侵略者那里，中国人民没有最起码的尊严。1934年，日本侵略者为隔绝人民群众与抗日民主联军的联系，采用“集家并村”，把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多公里，遍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广大地区划分为“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所谓“集团部落”。被迫居住在其中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任日寇奴役、侮辱和迫害，许多人被残酷折磨而死。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烧杀抢掠，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就连同为法西斯的德国也惊叹：日军是“兽类的集团”。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对冀中地区进行的大扫荡中，残暴地杀害群众5万余人，使冀中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顾虑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限制，同时也担心受到对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复，基本上没有将化学武器用于实战。但日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日军在战场一旦遇到中国军队殊死抵抗、局面不利时，便使用化学武器。20世纪90年代，经有关方面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地点，遍及中国的18个省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至少造成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10万余人。日本投降时，还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境内，至今留下无穷后患。

日本法西斯对自己的国人同样没有人性。最极端的例证便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为消灭对手完全不顾及特攻队员的生命，让他们做战争最后的炮灰。特攻队完全是日军高层推动，作为特攻队员，即使心中不愿意也没有办法逃避，不得不接受赴死的命运。战后的日本不但不对此进行反省，在安倍上台后，日本鹿儿岛县“知览特攻和平会馆”还于2014年2月4日向联合国申请将333件“神风特攻队”队员遗书等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明显是在挑衅人类的良知！

东京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

日本右翼鼓吹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其理由很滑稽，诸如：东京审判是由美军负责人麦克阿瑟将军签发法庭宪章和任命法官，这是作为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杀戮了20万日本平民和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突然参战，也应该进行追究；涉及法官的构成，不能只由战胜国派遣，应该任命第三国、中立国的法官，甚至应该让日本的法官也参加审判；对最高决策者天皇以及皇室免予追究战争责任，等等。这些所谓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它根据的是《波茨坦公告》和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远东军事法庭法官由11个国家（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的11名法官组成，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在长达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做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采用英美法系“辩论式”的审判方式，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充分自我辩论的基础上作出法律判决。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庭审记录约5万页，文字1000万，出庭作证证人419人，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1213页，用了9天的时间才宣读完毕。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核实大量史实，系统地揭发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确认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

东京审判用法律的手段审判和严惩了因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而犯下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战犯，伸张了和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而在政治上确认了任何侵略战争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而绝不是什么所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当然，东京审判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地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二是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对朝鲜、台湾地区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三是没有严惩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战犯。四是审判虎头蛇尾。在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后，麦克阿瑟总部即宣布释放仍在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1949年10月19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更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这也是造成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的重要原因，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认、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谬论肆意泛滥，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闹剧连年迭演，政治右倾化势趋日益严重的主要历史渊源。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