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外逃贪官预备队 中共治吏风暴刮向“裸官”

根治“裸官”监管之难 官员财产公示需破题

追本溯源，中国的“裸官”现象已存在多年，特别是2008年“裸官”一词进入公众视野之后，这一特殊的官员群体虽备受舆论诟病，却难见实质性的治理举措。即便是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当前，广东的“裸官”治理能否见长效？治理“裸官”的广东经验能否推广全国？舆论对于未来的“裸官”监管亦存疑虑。

早在1997年，官方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就将“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列入了领导干部需要申报的重大事项，但是，在这份被舆论视为中央关注和规范“裸官”问题的第一份明确性文件出台后，中国的“裸官”群体却在逐渐庞大。

此后，上述《规定》经历了2006年和2010年两个修订版本，官员申报事项中，涉及“裸官”的条款越发细致，在处罚措施上，相关文件都规定了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且逐次严厉。2010年，官方还专门出台《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虽然，政策力度持续加强，但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中，“裸官”现象却时有出现。

“‘裸官’治理之难，凸显出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困境，目前关于‘裸官’的发现，主要依靠官员个人事项报告，但是报告内容主要依靠个人自觉，而且报告内容的抽查核实也是一种内部监督。没有纠错机制，没有外部压力，监管效果难以保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向中新网记者分析。

除了监管存在困境，在专家看来，治理“裸官”首先需要对“裸官”的定义做出清晰界定。此外，目前关于“裸官”的规范文件大多数也是党内文件，但领导干部并非都是共产党员。近年来，也有专家建议修改《公务员法》等法规，明确定义“裸官”概念和构成要素。

其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对“裸官”监管的上述困境，官方已经有了针对性的制度规划。

去年11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章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出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以及“建立健全对国家工作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管理制度，制定配偶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

“广东的‘裸官’清理动作，可以看做是为全国治理‘裸官’积累经验，在全国的反腐高压下，此次‘裸官’治理效果可期。”汪玉凯说，从长远来看，治理“裸官”的长效举措在于，包括官员财产、配偶子女出国出境情况不仅要申报，还要公开，引入群众监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