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蒋介石震怒的"余则成"原型吴石：传递绝密情报

　　■ 北京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英雄塑像 于明山 摄

■ 1950年6月11日清晨，“吴石案”中4位“主犯”聂曦、陈宝仓(低首署名者)、朱谌之、吴石(从右至左)英勇就义 (资料图片)

2013年12月末，北京西山公园内建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殉难的中共隐蔽战线烈士。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那段历史，公开为隐蔽战线烈士建纪念广场，这也是第一次。

“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甘当无名英雄。”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却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至高无上的誓言。他们是无私的人，为了革命远离名利，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他们是无言的人，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

隐蔽战线最大特点是“无名”，如今为什么要建造纪念广场？纪念的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又是一群怎样的英雄？

记者近日走进纪念广场，缅怀那段曾经的峥嵘岁月。

千余“潜伏者”血洒台湾

从天安门广场一路向西向北，记者来到西山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因山势而建，占地约3000平方米，气势恢宏、庄严肃穆。

首先映入眼帘的铜版铭文，向世人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批无名英雄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秘密赴台湾执行任务，牺牲于台湾。他们始终坚守隐蔽战线，直到用热血映红黎明前的天空，用大爱与信仰铸就不灭的灵魂。”

1949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乔装成难民、小贩、商人、逃军入台，配合解放军登岛作战。50年代初，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这名经过长征考验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一周后就叛变，供出台湾地下党所有名单，大批地下党员被捕，1100余人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死。

余下400人侥幸逃脱追杀，最后能回大陆的屈指可数，谢汉光是其中一位。抗战胜利后，谢汉光参加中共地下党，受中共华南分局派遣，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谢汉光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叛乱案”要犯，遭国民党当局通缉，改名换姓隐身山林，直到1988年两岸开放后，以探亲之名回到故乡。用了6年，中共地下党身份才得到确认，两年后与世长辞。谢汉光只是众多中共地下党员的代表：生存难、脱身险，回家路漫长；身份假、革命真，审查多少年？

纪念碑上英雄无名

广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花岗岩墙壁上英雄的名字以阴文素镌，若隐若现，既暗合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又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查国民、程飞远、刘天照、王玉麟……各方查找，反复确认，发现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墙壁有大片空白，留给那些尚未发现的烈士。不过因隐蔽战线的特殊性质，有些烈士或将永远隐姓埋名。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的部分之一。有人以隐蔽身份告别父母妻儿，当初的返家诺言竟成一世诀别；有人长期隐姓埋名，直到牺牲后世人都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有人长期打入敌人内部，家人一度遭受不公正待遇……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说法不一，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

广场建成后，68岁的杨兰来寻找父母的名字。养父临终前说出埋藏已久的秘密：她两岁时，亲生父母赴台执行任务，最终牺牲。沿墙壁找了几遍，却找不到父母的名字，但杨兰相信他们的名字一定在里面。

“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主碑铭以典雅文言文写就，微言大义，字字千钧。面对它，对“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的这群人肃然起敬；对“岂曰无声？河山即名”的历史定格肃然起敬；对立碑者“噫我子孙，代代永旌”的用心肃然起敬。

令蒋公震怒的“余则成”

广场正中是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5组浮雕再现隐蔽战线5个战斗场景。浮雕前是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塑像。四名英雄昂首挺立，俯视整个北京城。

《潜伏》让“余则成”家喻户晓，最贴切的原型当属吴石，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的情报官。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1894年生于福建闽侯县，抗战末期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深受蒋介石嘉许。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吴石对国民党当局失望，1947年与中共正式建立联系。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虽然一直没加入共产党，却以极大勇气和忠诚投身我党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吴石向我党提供了《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等核心绝密情报。1949年7月，吴石奉调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留给解放军。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1949年末，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度失利。为掌握敌情变化，华东局决定派女共产党员朱枫赴台获取情报。

朱枫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杰出的女战士。抵台一个星期后，便从吴石手中拿到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几天后，这批绝密情报通过香港送到华东局，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朱枫从“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毛泽东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2月，吴石将军、女共产党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和吴石副官聂曦先后被捕。6月11日，国民党当局将4人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吴石吟诵狱中所作“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绝命诗从容赴死。朱枫“身中六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45岁。

蒋介石下令“死要见尸”，如此震怒，是因为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屡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居然是潜伏者，而且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中共的办公桌上。

叛徒生活腐化变节

有英勇不屈，也有变节叛变，最令人想不到的是蔡孝乾叛变。

1946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台湾，就同小姨子住在一起。小姨子是个十六七岁的苏州姑娘，两人虽以“兄妹”身份同居，但一个中年男人与一个妙龄少女“形影不离”，给日后国民党搜捕留下线索。

1949年7月，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掌握了“老郑”(蔡孝乾)的线索，一直蹲守的特务抓到一名40来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名字和身份后，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一眼看出此人追求享乐的弱点，便天天给他买饺子。一周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伺机逃脱。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掌握蔡孝乾躲到嘉义农村的消息，派特务前去查找。为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却全然不顾着装上的大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小姨子来监狱同住。

谷正文撰文回忆，“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道出了蔡孝乾从胸怀远大的革命者堕落为可耻叛徒的主观“动因”。他感叹：如果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国共在台湾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若授勋应先给他们

寒风习习，仍有市民前来参观瞻仰，记者看到有位老人正在英雄塑像下摆放鲜花。老人说，英雄是有名的，做的是“无名英雄”。来鞠个躬、敬个礼，告诉他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我们永远同在。

毛泽东对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曾给予高度赞誉，他说，以后解放了，若授勋，首先应该授予他们。

1961年，李克农向中央建议，“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六十四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笼罩海峡上空的炮火硝烟已散去，两岸“三通”开启了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的历史新篇章。“修建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烈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表示，它可以让思念英雄的人感动，也让牺牲者的后人获得精神上的抚慰。

冬日暖阳下，英雄塑像前的鲜花尽情开放。石上之名，传奇之魂。所创伟绩，既无人知，亦永不遗忘。更多的英雄，他们的名字不被世人所知晓，更没有刻在纪念碑上，但是共和国会永远记住他们。记者 于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