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转型期记者“成长的烦恼”

夜晚来临，逐渐亮起的霓虹灯勾勒出城市的轮廓。却有一些人无暇顾及华灯初上的美景，为第二天的选题自觉加起夜班。11月8日，中国第14个记者节即将来临，他们也许忙于工作而无暇享受属于他们的节日。

一个月前，《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引起了行业震动，“余波”也并未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而消退。即将来临的记者节，带给不少“无冕之王”沉淀与反思的机会。

“西北狼”的困惑

2010年，西部一家都市报进行一种细分市场与受众的尝试，在周边一座小城市创建了子报。创刊时那句口号“奔赴没有狼的草原”，吸引了不少像胡旭一样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

怀揣新闻理想，21岁的他一走出校园，就像一只饥渴的猛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中汲取养分。一年内他几乎走遍了这座三线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年大约有10个月在采访的路上”，胡旭的语气中有骄傲，也有疲惫。

但是工作所付出的辛苦，有时和收获的满足并不完全对等，胡旭也曾怀疑自己究竟能为别人带来什么、给自己带来什么。有一次，在采访一位受误导而将毕生积蓄投入保险的老人时，他见老人老泪纵横，便递出一张纸巾，但是那位老人却不伸手接过，而是盯着他足足有一分钟。“大爷的眼神像一把尖刀所发出的亮光一样直射我的内心，但我有何德何能为他主持公道。”

2012年，随着网络新闻媒体方兴未艾，胡旭所在的报社广告收入日趋下滑，他也选择了“裸辞”，不是因为收入，而是对这家报社的理念产生了怀疑。“事件当事人才是新闻真正的主人，我们替他们表达痛苦，压力太大。”胡旭说他对报社没有抱怨，只有遗憾。

如今在北京一家报社供职的胡旭坦言，在传统媒体做报道越来越艰难。“纸媒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为了艰难生存，报道监督对象经常被‘公关’，报道空间越来越逼仄。”但他从没有后悔选择记者的职业一路走下去。“我无力做什么，仅仅想成为事实的记录者。”胡旭说。

“标题党”的身份尴尬

如果说胡旭是为理想而感到困惑的话，还有这样一批“记者”，对自己的身份都存有疑惑。

“我们称自己是记者，但当采访对象要我们出示记者证时，时间仿佛停滞了。”27岁的小马供职于一家网络门户网站，虽然按照规定，他们并没有采访权，同样不会拥有记者证，但他们除了在办公室编辑、转载其他媒体的新闻外，偶尔也会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趣闻、发现真相。“我认为我们介于正规记者和草根记者之间，但两头都在以某种方式拒绝我们。有时候就索性说我是‘自媒体’。”小马的回答很干脆。

已在网站工作两年的他，却说自己从未找到归属感。小马说：“业内对网络编辑的认可程度并不高。虽然可以利用已有的影响力做些采访，但是遇到重大突发或者重大事件，内容基本上还是源于报社、电视等传统媒体。作为二次加工者，不能去一线采访，还是有些不甘心。”

小马的困惑还不仅于此，由于他的报道受众需要点击网址才能看到，所以经常要炮制出表面轰动、实则无聊的新闻。“可以说内容和标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标题党’无处不在。”小马说。

“拼速度、拼流量已是工作常态,，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或者重大报道时，各家都会抢最新、最独家的东西在第一时间发出，有时候消息源并非准确，但为了博得眼球，也就得打打擦边球。”小马觉得，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认可。“入行两年来，我从未有过归宿感和职业幸福感。”

“记者肩负的使命不是少了，而是更多”

“现在发出声音的渠道越来越多，想发出声音的人也越来越多。新闻价值的坚守却越发重要，无论是传统媒体的记者，还是新媒体的记者，要肩负的使命不是少了，而是更多。”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王天定说。

王天定说，新媒体记者和传统媒体记者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于他们所属的商业网站首先把新闻定义成一种商品，因为国内一些知名大型的门户、新闻网站大多是商业公司。但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更大。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专家张洪生教授则表示，在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微博、微信具有极大粘性，他们改变的是人际传播关系。新媒体去中心化，受众多元化更为明显，因而在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责任更加重大，尤其是传统媒体的职业操守。

“我们应对转型危机的手段，要经得起市场的检验，同样也要坚守新闻理想和价值。”王天定说，“照有些人的讲法，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凡是每个使用自媒体的人，都承担着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在自媒体时代，原有的专业和大众之间的壁垒和界限要突破，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文章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郑昕　李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