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缺乏写作能力成仕途障碍

导语：据说，年少时就“行侠仗义”的金庸老先生曾做过“外交官之梦”，还在1944年考入了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梦想走一条出国做使节并能保家卫国的路。这是金庸对外交官这一职业浪漫的想象，而实际上，在本刊记者采访了多名外交官得出的印象，这绝对是一份需要长久耐心和勤奋的职业。

崎岖的考核过程

一名毕业大学生在寻找工作时，可能经过几个月的试用期就可以正式入职了，可是对于外交工作来说，这个考察期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

曾任波兰、意大利、印度等多国大使的孙玉玺向记者介绍了一名外交官的“入门流程”。要进入外交部，首先得通过人事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即所谓的国考。考过后进行外交部组织的笔试与面试，通过考核的考生组成新干部班。

外交部此时还不会给新干部班的年轻人们分配工作，而是先让他们到部队里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周恩来总理曾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这是周总理给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传统，军训就是要培养外交人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在和平时期，外交人员的组织性甚至比军人还要严格”。孙玉玺大使说。

军训结束，进行半年的实习期。这个时候，新干部班的年轻人依据专业被分配到各个科室，在科室处长的指导下工作。实习期结束了还不能“转正”，进行两年试用期。

在试用期内，外交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让新人留在部里工作，也可以派出国到驻外使领馆工作。两年内新人在工作上没有犯错误，这才算彻底通过外交部的考核，这时的新人也就有了随员的身份，正式成为一名外交官，进入外交官的序列。

当然，随员是驻外使馆中最低一级的外交官。国际通行的外交官衔序列共分8级，从低到高依次为：随员、三等秘书、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公使衔参赞、公使、大使。

“随员取得三秘资格需要三年，三秘需要三年取得二秘资格，二秘需要四年才能提为一秘，一秘至少需要四年才能提为参赞。到了参赞还能不能上升，就很难讲了，需要看个人的表现和工作需要。”曾任厄瓜多尔、古巴与阿根廷大使徐贻聪对本刊记者说。

三年取得随员资格是现在的情况，而经历过文革被迫中断外交工作的老一代外交官们，这是个异常漫长的过程。曾任坦桑尼亚大使、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等职的张宏喜向记者感叹外交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我1964年进外交部，经过11年成为随员，经过23年成为参赞，经过33年才当上大使。这多么年我都干什么了？都在潜心钻研外交、勤奋完成工作。”他说。

从基层开始

张宏喜1964年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研究室做一名普通的科员。“研究室是一个由司长以上职位，或者资历很深的外交官组成的部门，外交部的笔杆子都聚集在那里，专门给中央领导人与外交部起草文件。所以在这样一个部门，我们年轻人去那儿能干嘛？就是扫地、打水、剪报，干一些跑腿打杂的工作。”张宏喜笑着对记者说。

一年后，“打杂”的张宏喜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宦乡看中，做了一名秘书，专门为宦乡服务。1973年，从五七干校回到外交部的他深感不懂外语的尴尬，参加了两年的英语短训班，此时的他，已经32岁。

1975年，张宏喜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随员，正式成为一名外交官。他说，“随员就是有什么干什么”，除了摘报给大使看这样的秘书工作看，时值中泰两国刚建交，他还得做找房子、采购、筹备宴会等工作。

中国外交官的“起步”阶段大体相同，都是从科员、翻译这样的职位做起，但往往一做，就是多年。孙玉玺的“试用期”阶段是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为大使做翻译，他说这是他的业务水平得到飞跃提高的一个阶段。他每天早晨给大使读报，读着读着大使就会与他讨论报道提及的问题，孙玉玺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还陪着老大使参加各种活动，留心跟着学着，那时也会参加使馆里的调研报告，这为他对外交工作的理解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孙玉玺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曾在1999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进行了一场长达60多个小时的超长发布会，这样的才能与年轻时的积累有莫大的关系。

徐贻聪大使为古巴驻华大使做翻译，一做就是八年，之后他还为墨西哥第一任驻华大使做翻译，他的翻译生涯一共11年。“中文秘书工作是大使馆必可不少的，很多大使也是从中文秘书中出来的，如果觉得把外交官作为自己的事业，就需要从外交的基础开始，这是一辈子的过程。”徐贻聪大使说。通过翻译的工作，他开始接触与古巴等国的外交事务。

曾做过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中国驻悉尼总领事吴克明也是翻译出身，学土耳其语的他在1972年赴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他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如何做好一名外交官”的心得，“外交官不会写作，那就麻烦了，因为大使得像总编辑一样，得改工作人员提交上来的报告。”他说，缺乏写作能力，是很多外交官上升途中的障碍。在塞浦路斯7年的时间，他都在做政治调研的工作，每天都在写报告，经常一做就是通宵。

应变与“妥协”能力

在对多位大使级外交官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大使们谈得最多就是应变与“妥协”两个词，这是外交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在外交的过程中，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要灵活，尤其是当代，外交要充分体现人情味。哪些地方要坚持，哪些地方要妥协，身为外交官自己首要要清楚，全是针尖对麦芒，那外交就没办法做了。”孙玉玺大使对记者说。

曾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的他，2008年3月初刚赴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在拉萨314事件中，藏独分子在意大利大使馆前示威。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孙大使提出三个应对措施：第一任务是保护好自己，门的卷帘全放下，避免和外边的人接触；第二是保护机要室，机要员听到他的指示，就要马上销毁机密文件；第三，在会客室准备茶点饮料，孙大使说，“如果他们真闯进来了，我在会客室等着他们，在这样的状况下说理没用，递上糖果点心或许能化解紧张局面。”

“安保是警察的工作，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当地政府也有责任保卫使馆的安全，如果当时我们直接与闯入者发生冲突，不符合外交官的身份。当外交官身处紧急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分寸。”孙玉玺说。

曾任中国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把纽约比喻为“像个战场”，因为“当地有台独、藏族分子，我们一搞活动他们必捣乱”。2000年2月5日的龙年春节这一天，爱国侨团在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唐人街举行了一场人数众多的春节游行，邀请张宏喜与韩国总领事一同参加。

张宏喜到那儿一看，“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处处长”也来了，还硬往游行队伍里挤，站在了走在第一排的张宏喜身边，想要体现对等关系。“这哪儿行啊。”张宏喜说。他迅速思考应对方法，把韩国总领事拉倒了自己身边。“我们往前走，他与几个亲台分子也跟着往前走。这时队伍有点混乱，警察过来制止，把‘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处处长’一行人拦了下来。最终是我和韩国总领事带领游行队伍。”

第二天侨胞在报纸的头版登了一篇报道，《张宏喜维护国家尊严走在游行最前面》。但这件事也让张宏喜思考，“按理说这件事是中国胜利了，台湾失败了，但我之后老是在想，咱们堂堂一个大国在大街上跟人家斗合适不合适，我觉得这未必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在游行结束的第二天，张宏喜对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我并不愿意看到昨天这样的情况，台湾问题的解决在海峡两岸，并不在纽约街头，春节是共同节日，华侨华人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欢度呢？”

这番谈话立刻得了人心，张宏喜又找了爱国侨团，鼓励他们多与台独分子来往。在多次的努力下，爱国华侨与亲台社团的严重对立局面渐渐化解，“后来非典的时候亲台社团给我们捐东西，到领馆拜访，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宏喜说。

张宏喜对记者说，过去的中国外交官创造性欠缺，不太敢讲话，能少说就少说，怕一多说就言多必失。所以张宏喜在纽约几年的努力让外媒看到了中国外交官的变化，有外媒评价中国的外交官变得有亲切人情味了。甚至有外媒评论说，“纽约总领馆过去是战斗的碉堡，张宏喜把它变成了沟通的桥梁、友谊的桥梁。”

“我违背国家的方针政策了吗？当然没有。外交官首先得深刻理解国家政策的精神实质，但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执行，而不能简单生硬地念统一口径。这是外交官在长期的工作中必须学的重要课程。”

记者：多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