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

    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领导党

玛 雅：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今天管理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它要继续引领这个民族往前走，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来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

曹锦清：从革命向建设、改革转变，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观？所以前几年党内就出现重大分歧，有人说要换旗子，换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举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我说这些人是政治上的盲人，换旗怎么换？所以说，历史观的丧失带来了迷茫，重建历史观我们遭遇到许多困难。

玛 雅：主张换旗是痴人说梦。十八大说得很清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曹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既反“左”，又反右，正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要达到三个自信。一个追赶中的国家要达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个自信，这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

从当代政治来讲，重建史观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领导党的责任是什么？你要告诉这个整体，中国从哪里来，现在何处，未来到哪里去。所谓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中国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按照这个目标设定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后你通过分步实施，大体上获得成功，你的领导权就稳固了。一个领导党一定要有历史观和整体观，你是为整体的和未来的目标服务的。

玛 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不同的地方。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整个民族的守护者。

曹锦清：所以我叫西方政党为代表党，它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理论上讲，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领导党，因为整体不在了，只有一个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偏私的代表党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在过去和未来，它在当下。西方那套制度和它的社会是配套的——个体的、市场的、当下的，里面组成不同的利益，然后由不同的党来代表。这个党代表不好四年再换一个，永远反映了所谓变动着的舆论情绪。这种情绪是通过民意测验和选举票数来表达的，甚至把卢梭“公意”这个词也去掉了，就只众意了。卢梭研究公意和众意两个词，公意是永远指向整体和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后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公意变成了历史演进的逻辑。在列宁的历史观里就更重要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领袖发现公意。在我们的历史观里也是这样，领袖和政党发现公意，所以那时候说，听毛主席话，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什么？公意在此。

玛 雅：西方政要是选票驱动的，所以不会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牺牲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四五年一换人，决策是短期行为，没有长远目标。

曹锦清：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最终会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中国不一样，因为还在追赶。只要把追赶作为目标，把民族复兴作为目标，而且获得了几代人百年来的支持，在当代人的意识里还存留相当一部分，那么这个领导的党就会继续存在。

市场经济社会，从一般民众的精神需求来讲，包括知识界，对历史观的要求会淡化，因为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追赶的任务还没完成，对执政党来讲，这就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你是领导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领导的理由就是百年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你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决策和领导，你就能获得民众的拥护。

玛 雅：这个党的执政地位就有合法性。

曹锦清：就无需通过四年一次的普选来获得合法性。四年普选制度在那些玩得转的国家，像美国和欧洲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大的优点是，老百姓会永远提出政府无力完成的任务——我叫它政府职能超载；政府完成不了，就可以通过换届来把责任推卸掉。它是周期性地释放责任的一种政体形式，在减除政治压力方面是很优越的一种制度。比如小布什在中东打了8年，搞得一塌糊涂，无法收拾，那么就换个党执政。因为有两个党，再换个人，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几种方法，这样就是解压。

相比来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带来的困难就是它的责任太重，而且是累积的责任，从1949年开始累积到现在，甚至延伸到解放前。

共产党“天命”刚健，对中华民族负有历史重任

玛 雅：网上最近又在争论苏联问题，有些人不懂苏共亡党的原因和结果，试图引导中共重蹈苏共亡党覆辙，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曹锦清：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政体是承担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满足我认同的三个价值：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对当代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来讲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还在引领这个民族，完成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历史重任，这个历史重任还在，也就是“天命”还在。

玛 雅：“天命”在今天指的是什么？

曹锦清：“天命”就是说，中国结束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正在快速崛起。我们不会称霸全球，但是要恢复和我们的人口、国土以及我们的历史记忆相称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个地位一日不恢复，这个民族一日不安宁。这个“天命”也是一种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我们恢复在亚洲的位置，因为我们之前的几个王朝每一个都到了这个位置。这样，我们民族的记忆就衔接起来了，我们心里就安宁了。

玛 雅：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带领中华民族恢复亚洲大国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负着“天命”？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还负有责任。第一要保证政治版图的统一，第二要维持社会稳定，第三经济要可持续发展。13亿人的转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风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风险，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比较容易驾驭局面。只要党的目标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认同，党干事情就比较有把握。邓小平讲了权力集中的好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搞了民主制，结果很失败，政府无法有效实施政策，更没有能力应对危机。

政治版图统一、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多个体可能不去想，因为他有当下个人利益的诉求。但有党的领导，有一个稳定的执政集团和稳定的政策实施，对国家的转型是有必要的。所以问题应该这样提出，而不是按照选票的数量形成一个所谓多数人的意见，把这个意见变成政策。这30多年来，虽然有一些政策失误，但总的来讲不错。现在我们有时对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贪污腐败猛烈抨击，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如此快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大体上保持了稳定，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有人用“专制”这个概念来指责中国，就被这个外表迷惑了我们对当前中国政治的实质内容的审视。

玛 雅：这30年的确是个奇迹。如果换一个党，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许不会有这种奇迹。

曹锦清：这是因为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再一个，土地实质上的国有化，形式上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近年来农民失去那么多土地，但是这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就使得两亿多的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其中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已经城市化了。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当然，这30年国际环境也比较好。

玛 雅：有没有传统的因素？

曹锦清：我觉得有。中国传统上老百姓允许一个执政党的存在，允许政府去包揽一些事务，老百姓不干政也不参政，只要给他自由就可以了。中国的老百姓勤劳，有发家致富的传统，挣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把子女送去上大学，这就使老百姓永远勤劳，永远不腐败。包括这个党，它似乎问题那么多，腐败、以权谋私，但这只是少数人，其实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在承担着社会责任。2006年取消农业税，官场里没有人说不同意，包括底层的官员。收不到钱了，他们利益受损，但是他说，我们是农民的儿子，取消农业税很好，可我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办？他这样提出问题，这不是传统吗？儒家讲“民为贵”，这个道统被五四完全割断了吗？我看不见得。如果不是这样，这个党早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