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

中国革命史观与党的执政地位确立

玛 雅：3月17日，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讲话中，详细阐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说，如何理解中国梦这个命题？

曹锦清：中国梦的命题更多回归到百年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叙事去了。中国梦是说，在建党10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一个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依然保留着民族复兴情怀的人们，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和海外华侨，是有感召力的。

玛 雅：这个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有什么不同？如何解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

曹锦清：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玛 雅：历史观为什么那么重要？对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曹锦清：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史学。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国人生活在家族里，家族是史，继往开来的一个史。老百姓有个家，士大夫还有国和天下，这些都是有历史感的。中国很早就建立起一种我称之为“史观文化”的意识，一部《春秋经》、一部《史记》，从此我们就对黄帝有了认同，对历史有了认同。华夏文化的核心是史观文化，这个历史观至少是汉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近代以后，在向西方学习和经济、政治、文化转轨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努力就是重建历史观。重建历史观成为夺取天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个自觉地做出这种努力的是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话语。马列主义中最强大的是历史观，把中国的历史按照西方几个阶段的发展来重新叙事。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一个是历史倒退论，一个是历史循环论。循环论就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加上天命说，有效地带来一个新的统治者，给予他统治的正当性。这个传统叙事后来被共产党加以改造，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核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的革命叙事和传统的孔孟的革命叙事其实有衔接之处——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推翻原来的王朝，因为这个王朝丧失了天命。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现在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了。新的“天意”在哪里？转变为“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这个历史观很快就被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就把那些要求革命、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聚集到这个党里。

改革开放和苏东解体后，自由主义重提政权合法性

玛 雅：毛泽东构建了革命史观，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结束？

曹锦清：这个历史观由于改革开放，由于苏联东欧解体而遇到挑战。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叙事开始了。

自由主义叙事是用选票的多数来确认统治者的合法性，即所谓的政治民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学说，认为每个人天赋就有那么多的权利。因为权利都在个体手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要构成一个社会，把一部分个人的权利交给一个统治者。然后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来监督这个统治者，如果民众不满意，可以撤换这个统治者。洛克、卢梭都是这样讲的。

玛 雅：自由主义叙事是否被中国社会所接受？

曹锦清：中国的自由主义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叙事，但是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近当代历史观。1980年代自由主义提出新启蒙叙事，讲救亡压倒启蒙说。重点在政制，是关于政体演进的历史叙事——为什么五四以后还会出现封建复辟？为什么“文革”中出现家长制、一言堂，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李泽厚给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救亡压倒启蒙。今后怎么办？新启蒙，接着五四未完成的任务。经济上随着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公有制也会向私有制转轨；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转轨，从人治向法治转轨，向西方学习，多党制、宪政、选举，等等。

现在中国的自由派基本采用这个历史观。自由派批评市场化还不彻底，认为一党执政、缺乏监督、政治改革滞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西方政治民主化道路。他们把所有转型时期的矛盾都放到这个框架里去解释，有几个口号：政治民主化——采用西方民主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军队国家化；经济进一步私有化。这些口号整齐简洁，很能捕获人心，而且有西方效应烘托，不断地鼓吹新自由主义。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自由派可能更强势，2008年以后他们底气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