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文物报”征文 | 读者·作者·编者 过去·现在·未来——文物报于我犹如一座通往很多目的地的桥梁

又见“我与中国文物报”征文。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每隔几年，报社都要搞一次同题征文，每次也都会有不同的人与文物报结成新的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关系，总会有一些难忘的内容值得分享。2017年离开中国文物报社后，使我也有了回头看的机会，可以在一个总结性的角度反思我与这张报纸，以及报纸与时代的关系。

于是，怅然命笔。

报纸是媒体，“我与中国文物报”关系，其实也无外乎就是编者、作者和读者的相互关系。就我自己来说，则一身兼过三者，其中有几项，于人于己，也可能都称得上是难破的纪录了。

我是报纸最早的读者之一。1985年报纸刚创刊，我就开始了读者的生涯。当时正在大学最后的两年，作为考古专业的学生，已经到了专业思想初步确立、时间安排较为从容的阶段，因此，每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事项之一，就是粗粗浏览一下最新的报刊，《文物报》当然渐渐进入了关注的视野。当时文博考古方面的资料不算多，《文物报》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丰富，短平快，尤其是报道的考古新发现最受同行们重视。看报看出了兴致，1987年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回家在郑州换乘火车时，我突发奇想摸去报纸编辑部拜访，想一窥报纸的幕后究竟。记得主编武志远和编辑冷涛接见了我，聊了什么早已忘记，但拥挤的办公室、凌乱的书桌、堆积如山的稿件等，则留下不灭的印象。

不久，我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接着，《文物报》也打算迁京并更名为《中国文物报》，他们两位常常到京接洽有关事宜，且多住在离我的宿舍不远的历博东门外招待所。招待所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不仅交通便利，便宜，而且可以在博物馆食堂搭伙，到包括文物局的各相关单位办事也很方便。一来二往，大家竟然变成熟人，我也斗胆开始给《中国文物报》投稿。自1988年开始，几篇介绍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短文就相继在《中国文物报》亮相。那时历博馆长俞伟超先生也常常给报纸撰稿。他写出稿子后，会先让馆里的年轻人看看，定稿后则直接差我们送到报社初到北京时租用的交道口中学教室里的编辑部去，以绕开邮件的繁琐和耽搁。

未曾想到编辑部后来也成了我的办公室，成为我人生的锚地。2000年李文儒先生由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转任报社社长，临行前邀我加盟，于是，我从机关的办事员转身为报社的编辑。那时候报社已经大有发展，并迁到了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这里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寺庙大殿高敞的空间被架出二层，再东西相对分隔成多间，一间就是一个部门的办公室。编辑记者主要在二楼。发稿或者校样时，编辑们在各屋之间来来回回不停地串门，悬空的木地板和木架子楼梯被踩得嘎吱嘎吱作响。有时候加班到晚上，空旷的寺院中，寂静的夜晚里，这样的脚步声回荡在漆黑且年代久远的楼道里，听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高原街的文博大厦虽然也是一个报社的过渡地（2002~2006），但采编工作在这里首次实现了现代化。在柏林寺时编辑部就已经告别了铅与火，开始采用激光照排印制，但编辑们还完全是手工作业，临离开之前才为每个部门配备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主要是接受个别作者的电子邮件投稿和打字。有一两台笔记本电脑，则是首席记者才能借用的。搬往文博大厦时，入住之前每个座位就都配备了能上网的电脑，并全部采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品牌。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文物信息网也和报纸大致上同步更新了。

报社的小街桥社址，可能是我此生坐过的最长的办公位了。2006年至2017年，我10年中没有换过位置和桌子，在白花花的日光灯下送走了数千个日月晨昏，看稿也看得我提前有些老眼昏花。北小街2号楼二层朝北的大落地窗外正对着北京车水马龙的北二环，虽然吵了点，但车声风声不停地咆哮，每每加班到华灯初上时，窗外各种霓虹闪烁，大都市的繁华与文物的古旧以及文字的沉静在心底形成巨大的反差。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红火，报纸编辑部开创的几种节日特刊渐成模式，要短时间突击采编制作超出日常每期报纸数倍的版面和专题内容。为此，临近出报时整个报纸编辑部常常要通宵达旦地奋战，有时候几个人突击完最后的工序后，繁忙的都市公交早已经停歇了，大家只好就睡在办公室或者坐等天亮。第二天一早自己首先看到工厂送来的即将发往读者手中的带着浓重墨香的报纸，却并未如释重负，反倒是心情忐忑，害怕看到忙碌中不经意犯下什么编校上的错误，修订重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我自2000年10月入职中国文物报社，到2017年5月调离，在报社供职了17年，绝对年头不算太长，但报社肯定已经是我此生服务时间最长的单位了。之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10年，国家文物局3年，现在华发早生，行将退休，服务新单位的时间肯定不会再超过报社了。唉，人生苦短，此之谓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纸的黄金年代。飞速发展的社会，蓬勃的各行各业，主要信息资讯都要依靠报纸这种新闻纸来传递，河南的文博工作者独具慧眼，适时创办了《文物报》，填补了行业空白，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新世纪，报纸在和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竞争中因高成本、低效率而渐渐败下阵来。报社的主要工作是编报，俗话说的为人做嫁衣，不过我们觉得这人可都不是一般人，至少都是些舞文弄墨的文人，甚至有很多文博大家和领导。我常常对同事们说，不管是谁的稿子，有问题都要放手改。其实我们的工作也不仅仅是编稿，也包括采和写。对于有些人，后者更重要。我自己确实有读者、作者、编者、记者一身数任的感觉。

我常常自问，17年的媒体工作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窃以为最重要的是文体。写什么、怎么写从来都是个大问题。报纸文章不同于学术文章和著作，也不同于机关里起草报告、讲话与公文等，短则数百字，长到数千字甚至一两个版面，要把一件事情、一个观点说清楚，让专业人士不挑剔，让领导干部和一般同行喜欢看，甚至是跨行业乃至社会上的普通读者也看得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要命的是，很多稿件需要立马完成上版，不给你多少时间准备和酝酿、润色。这需要一些习惯、规则、文风和文体方面的支撑，才能做到。

20世纪后半叶，各学科和各行业都发生过语言学或者信息化转向，背后的推力是信息革命和社群重组，人们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表达、沟通，包括在社会中亮相，因此，媒体不仅快速行业化、产业化，而且需要和都市化的社会生态紧密结合，时时调整自身与公众的关系。现代大都市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城乡，不再是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各种交叉的网络，各种要素、因素的发散式结合与重新聚合，滋生出很多新的人与信息的业态、生态。《中国文物报》不仅具有一般媒体的所有特点，也是过去通往现在的一条信息的管道。相对于业内较多的期刊和单位网站，《中国文物报》及其相关的网络媒体可能更具交叉性也更接地气，和一线的文博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具有更广泛、深刻的联系。报社周围聚拢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对自身的生存和行业的发展都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尽管信息和媒介形式在不断演变，但文博考古一类的信息内容与社会作用却越来越重要，我们见证了行业工作从社会冷门到公众关注的急剧转变以及遗产意识普遍觉醒的中华文化复兴时代的到来。我的媒体工作经历也使我获得了鲜活的媒体方面的体验，这是知与行方面的直接锤炼。除了报纸，我们也尝试着其他媒体形式的建设与探索，见证了报社网络化、信息移动化的进步过程，体会到公众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挚爱之情，以及一个公共性和公益性很强的行业中科普与架桥工作的极端重要作用，还有博物馆在行业中媒体性的特殊地位，乃至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博物馆化、遗产化与媒介化趋势。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已逝的历史、文化乃至文明，借助科技与社会的进步，重新回到现代人的视野、经验与认识之中，人类从以字为媒，快速进入读图时代、全媒体时代，乃至直接以物为媒、以历史遗产为发展资源的历史性回归，在信息与权力的格局中，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地位日益凸显，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保护与利用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全面重建文物与人的关系，实现可持续的兼容性发展，开始呈现出真正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文物报》的经历，犹如站在读者与作者以及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交汇点上。

限于行业规模等原因，《中国文物报》的发行量一直不大，但覆盖面和影响力还是很强的，口碑也不错。

总之，我在《中国文物报》的17年，可以称得上是青春无悔。 （曹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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