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自贸区名单落定，广东、天津和福建成为赢家。

在12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式宣布了中国自贸区扩围的消息。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像上海自贸试验区那样在三地建立自由贸易园区，但只是给了一个框架，3地自由贸易园区方案还需要“抓紧制定”，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广东、天津自贸园区方案分别在2013年年底和2014年1月就通过了部委层面的批复，今年4月份之后，两地自贸区方案被要求再作修改，等待国务院批复；而“黑马”福建自贸园区方案，至今还在商务部等部委层面调整。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4个承担中国建立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改革任务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对外探索上与国际规则相接轨，对内则以扩大开放来倒逼和深化改革。他们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啃改革中最硬的骨头”。

需要注意的是，四个自由贸易园区的英文称作FreeTradeZone，简称FTZ。而国际上的自贸区则指多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就贸易开放、取消关税壁垒、降低关税而达成的互惠互利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政策，英文为FreeTradeArea，简称FTA，例如中国刚刚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前者中四大自贸园区属于狭义上的自贸区。

自贸区将啃硬骨头

历史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

如今的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的四大自贸区，不禁让人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四大经济特区。两者都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创举，都属于“啃改革的硬骨头”。

现在回头看，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设立的出口加工企业似乎也没什么“高大上”，但深圳经济特区解决的是意识形态能否“转过弯”来的问题。按照西方标准建立企业、允许公司有差别和企业家利润的存在等问题，在1979年的确是个重大突破。

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试行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政府职能转变、现代治理能力的完善等，包括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等改革，都是倡导了很多年但没有落实的理念。所以，两个时期的四个特殊区域，都是“啃改革硬骨头”的开始。

但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四大经济特区当年获批建立时，没有明确的改革时间表，没规定“几年时间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建成什么结果”，没有时间表和具体任务，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可以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渔村的基础上，摸着石头慢慢过河；而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酝酿期，就承载着3年内建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整套现代治理体系的重任，其建设是在已有基础的外高桥综合保税区等4个特殊监管区域上进行的。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广东、天津和福建三个新自由贸易园区，是在已有的园区和新区基础上建立，而不是重新规划、从无到有。

现在的自由贸易园区比起当年的四大特区，目的性更强、时间更紧迫、压力更大。与当年四大特区建立时，一下子把企业的税收降至15%不同，四大自由贸易园区强调不会有特殊的优惠性政策、不准备打造“政策洼地”，目的是建立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营商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反映在企业的热情上，跟当初四大经济特区建立时企业扎堆进驻不同，当下有进驻自由贸易园区意愿的企业更多趋于理性。

一些外资企业反映，感觉不到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的“巨大影响”。外资企业希望看到完备的法律、高效的政府监管、具有国际规范的税收等各种制度完善的营商环境，也自然会把上海自贸试验区跟西方国家的自贸区作对比。正因如此，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软件”上的建立更需时间，对企业的效果也不是爆炸式的，而是潜移默化式的。

福建主打“台海牌”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在第二批自贸园区名单中，福建方案没有最后敲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将包含厦门和平潭两个片区，但最终能有多少区域划入自贸园区范畴还未确定。

福建自由贸易园区起初申报的范围包括厦门、平潭、福州和泉州四个片区，总面积达450多平方公里。按照其初步申报方案，福州探索全方位开放；厦门立足于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业态；平潭综合实验区重在对台；泉州定位生产性服务业合作。但目前据知情人士透露，福州和泉州片区是否能纳入自贸园区还待定。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最具备试验条件，厦门的综合保税区、两岸金融中心、海沧港区、厦门东渡港区都有不错的条件。知情人士称，厦门综合保税区肯定包括在自贸园区里，但不一定所有范围都能包括进去。

“现在，福建自贸园区包括哪几个点、这几个点里的园区和新区哪些能划进去还在调整。”曾为福建自贸园区方案提供咨询建议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对记者说。

福建自贸园区的获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打出的“台海经济一体化”这张牌。

“如果台湾地区的自由经济区与福建自贸园区对接，两岸建立了一体化的自由经济区，那么对台湾地方的经济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陈波说，这张“经济牌”打好的话，肯定有利于两岸政治关系稳定。这也是福建自贸园区要加速落地的现实原因。

此外，由于有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福建自贸园区借鉴加创新的进度指日可待。

上海金融经验暂难复制

关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除涉及法律修订等事项外，在全国推广包括投资、贸易、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28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推广6项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制度创新措施。

陈波说，海关6项监管检验检疫制度创新措施在全国推广起来难度和风险系数最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监管效率比较高，海关6项改革推广到全国不存在风险。”

9月，长三角开始通关一体化试点，现在京津冀和粤港澳也开始施行通关一体化。这3地的通关一体化已经辐射到中国主要的经济区域，因此推广到全国难度较小。

而“包括投资、贸易、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28项改革试点经验”，陈波认为有一些选项可复制推广的力度估计不会很大，尤其是金融开放。“因为金融开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部的力度都不是很大，所以它的复制推广力度就会更小。”他认为，金融方面30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由上海市推广到全国比较可行。此外，不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产业安全、风险也不大的制造业、服务业开放也可向全国推广。

对3个即将新建的自贸园区来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备案改革、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可以借鉴的。

陈波认为，这3地的负面清单跟上海差别不会太大，总体相似，在地区特色部分将会有微调。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产业，60%的内容不属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的，所以说上海为别地的自贸园区负面清单试验已经打下了基础。

陈波称，未来粤港澳自贸园区主要学习和借鉴港澳的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天津自贸园区主要优势是远洋航运船舶以及相关的融资租赁、福建自贸园区主打台海经济一体化，在这些优势和特色上，各园区的负面清单也许会有差异。

4家自贸园区竞争，能够促进改革进度。

陈波认为，粤港澳自贸区可能实践会更快一点，在政策落地和有效性方面可能比上海效果还要好。“长期以来广东处于东南沿海前哨位置，思维灵活性强，改革决心比其他地方要大。”

中部六省的内贸机会

西部某省商务厅负责人曾提出，希望此轮自贸园区的改革试点也能给西部个机会：“改革开放就是从东南沿海先开始的，西部老是最后被惠及。这次希望国家能够一视同仁。”但最后自贸园区都给了沿海城市。

对此，国内学者的意见也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内陆城市和沿边城市也可以设立自贸园区。

但陈波认为，自贸园区没有必要遍地开花。“就像现在的保税区一样。这几年新设的综合保税区，意义都不大。因为已经太晚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早就突破了保税区的范围，区内外差别不大。”

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一期改革任务给的期限是3年，3年之后还要进行哪些改革尚未知。如果全面开花，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没有试验的必要了。

“各地都想为自己要一点政策，拉动当地经济发展。”陈波表示，但中西部城市是否具备自贸园区试点的基础，得打一个问号。“某些省份的年贸易量，还比不上苏南一个城市的贸易额。那么少的贸易量，如何进行自由贸易园区改革呢？如何依葫芦画瓢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呢？”

在陈波看来，西部城市不需要像上海自贸试验区那样的自贸园区，而是需要像上海自贸试验区那样的精神，也就是中央放权、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特点制定出自己的改革政策并且有权力去实施的精神。

他举例道，在一个贸易量不大的中部城市，该市的自主创新园区和综合保税区大面积重合，却设立了两个海关。“部委‘婆婆’多，监管和干预太多，地方想要改革举步维艰。中西部城市其实要明白，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国务院授权部委松绑。”陈波说，如果能够从国务院层面获得部委授权松绑，即使没有“自贸园区”这顶帽子，那么地方的诉求也达到了。

从现实来看，西部省市仍然保有15%的税收优惠，沿海省市有政策，只有中部六省(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优惠和先行先试的机会都没“捞着”。陈波认为，中部六省具有申请改革试点的机会，但重点不是外贸，而是内贸。“中国非常需要设立一个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试验区。”陈波说。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再向实物贸易发展的空间不大，外贸壁垒已消除得差不多了，但内贸流通体制一直是多年未破的顽疾，他进一步表示，“内贸的改革尝试应该从中部六省的某个城市或区域开始，中部具备产业、资源和地缘的试验条件。如果能将内贸市场流通的试验做好、研究如何打破内贸壁垒，这就取得了跟上海等四大自贸园区一样的改革成果和意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称，相比于外贸、外经贸领域，内贸的法律法规很少，商务部今年的《商品流通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典当业管理条例》、《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条例》“一法三条例”已列入到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