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我的九个主张

张卓元 1933年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目前已出版专著5部、论文集9部、主编著作约20部。1991年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

我从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和编辑工作，主要研究的是理论经济学和经济体制问题，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现在年近八十，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下面应邀对我50多年来发表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作简要介绍，就教于读者和学界同仁。

一、“文革”前主张“生产价格论”，“文革”中被诬为“大毒草”

中国经济学界1963-1965年展开了关于主张和反对“生产价格论”的大讨论。我和何建章在《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联名（我当时用笔名张玲）发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范畴的客观必然性，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支持孙冶方的主张（孙冶方那时没有写出和发表系统性论文,只在经济研究所内讲过他主张“生产价格论”，他的系统性论文形成于1964年8月，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提纲》）和杨坚白的观点（杨坚白在《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发表文章主张“生产价格论”，但随即遭到一些经济学家著文批评），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反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在争论中，我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一起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生产价格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无视资金运用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也是对传统的否定“利润”、“资金利润率”概念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文革”中，“生产价格论”被诬为主张“利润挂帅”反对政治挂帅的“大毒草”，遭到无情的批判。现在看来，“生产价格论”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价格体制和传统的价格理论的一个冲击，一次前哨战，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观念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