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坚持用实践标准统一思想认识

二、遵义会议上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是非得失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遵义老城琵琶桥原柏辉章住所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导问题，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归于敌人的强大而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代替红军机动灵活的作战原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并深入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

王稼祥在会上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绝大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根据保存下来的遵义会议重要文献（即陈云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可以看出会议在讨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导错误时，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对军事实践进行检验，甚至把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之后到西征进入黎平的整个战争历程，大体上划分为四个时期来深入分析军事指导上的是非得失，并最终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陈云文选》第一卷第40页）这就明确了博古、李德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导上的错误，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而要改变他们错误的军事指导，就需要相应改变中央的军事领导层。

从遵义会议作出的四项决定看，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指导问题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一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就是使他能够直接参与军事指挥和决策，这是与会者的普遍要求。后来，在常委再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这样，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与周恩来、朱德共同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直到苟坝会议之后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所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不可能很快取得一致认识的，在这方面统一思想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导，已经经过了军事实践的检验，胜负得失都十分明显，所以能够用实践标准来统一与会者的思想认识，进而作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