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当前领导干部六大“观念偏差”

改善政府治理，应该说教化培训并非紧要问题。如果总结现代政府管理的国际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高效、官员廉政是通过教育培训得以实现的。官员的思想道德教化，或者更宽泛地说官员本身的能力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运行，但是，决定政府运行绩效和官员表现的根本，当是政府运行的体制机制。现在的问题是，面对政府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更多的措施还是开会动员、集中学习、培训轮训，翻来覆去讲空洞的道理、宏大的目标，讲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试图以教化代替制度创新，对于实现良好的政府治理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政府绩效提升和影响改善，必须走出以思想教育代替体制改革的怪圈。

偏差之三：将群众不信任政府的问题归罪于媒体，不适当地强调正面宣传

时下，可以说政府信任度不高，官员形象不好，但是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一些官员，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媒体的负面报道，指责媒体败坏了官员的形象，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要求媒体多表扬赞美官员和政府。这种想法是很是有问题的。从媒体传播规律来说，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即“坏消息就是好新闻”。因此，媒体天然地更关注官员的负面行为和政府中的不良表现，西方把媒体的这个特点称为“扒粪”。从表面上，这种“扒粪”确实有伤官员形象。媒体对于政府来说，其关系可谓“如影随形”。官员形象不好，根子在官员。官员如果想避免负面报道，最重要的是避免负面行为。一个健康的政府体制，不能依靠媒体的廉价赞美来维持信任，而应该经得起媒体、公众的监督，甚至挑剔。靠控制媒体来营造的政府良好形象是虚妄的。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致可从两个角度看，如果集中在官员本人作风、能力方面，可以归为社会信任；如果集中于政府规则制度方面，则属于政治信任。一般来说，如果在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到高层上访，基本上可以说群众对于这个政府体系还是有信任的，或者说政治信任还没有动摇。问题在于，如果上访者到了最高层，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甚至结果更糟糕，那可能就要引起对于整个政府制度的信任。政治信任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在体制外寻找解决渠道，到那个时候问题就变得严重，可以说问题就被政治化了。因此，巩固确立群众的信任，需要在增强制度的信任上下功夫。不论是中国改革自身的经验，还是国际经验，都说明，监督基层政府应该主要依靠民众。这就需要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有效有力的公共参与。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实现依靠民众来约束问责基层官员，而不是依靠上级官员把权力收走，依靠上级官员来检查考核。公众参与监督政府的过程中，媒体是最重要最有力的渠道。中国的改革，如果不能走到媒体和公众充分监督政府的境界，则断无成功可言。现在媒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监督批评，还很不够，还应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