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www.hyyz888.com 2012-01-05 10:57 金久红 罗炳良 杨志芳 来源:《光明日报》 我来说两句
其二,考误订疑,护惜古人。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脱误已多,积重难返。王鸣盛感慨书籍“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谓真实写照。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王鸣盛指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并非志在穷责究过,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一味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最终只会毁灭学术。钱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嘉惠后学,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崔述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曾经遍考群书,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谬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也明确提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 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穷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标是不使古人受诬于后世,其间所体现出的护惜古人之情,与钱大昕等学者如出一辙。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驰骋议论。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王鸣盛声明:“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马融从昭受汉书》)钱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在乾嘉史家看来,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无益而有害。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促使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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