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明:“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治理方法的巨大进步

当下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适应于改革开放初期“浅水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已经过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想借此强调目前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是想着力克服各地改革“碎片化”的乱象，其用心是良苦的。但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来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显然是对后者产生了望文生义的误解。“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并不要求中国的改革发展都要摸着石头才能往前走，更与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矛盾，用现代科学的语境理解，它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即试错法。

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治理方法的革新相关联的。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没有30余年来中共决策层社会变革方法的这种革新，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而今后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中共对已经取得的社会变革方法的进一步的坚持。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伴随的只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是一个在试错中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匆忙勾画完美社会蓝图和最终目标，以此提出整体的彻底改造和重建社会的政治方案，并运用政治权力把这种方案强加于社会的过程。这种与试错法相对立的改造社会的方法被称为整体主义方法。

整体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把人类历史当做一条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发展洪流，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我们所能够探讨和研究的只能是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或某些方面，而所谓的总体意义上的历史，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企图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社会生活，在理论上是空幻的，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整体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变革方法。基于这样的思维方法，人们往往容易提出整体的彻底改造和重建社会的政治方案，勾画出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作为一切有计划的社会实践的最终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就是社会最大的善，并运用政治权力把这种善强加于全社会。所以，整体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以政权为依傍的道德权威主义，它所主张的社会实践是浪漫的、空想的和非理性的，而其后果是极其严重而且无法挽回和补救的。

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改革治理的思路和方法就是一种类似这样的方法，当时提出的很多口号形象地对此作出了解读，比如，“改天换地”、“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等等。尽管这种对完美社会境界的理想曾唤起了中国人民最美好的天性，但是，历史的事实再次证明了“地狱之路处处铺满了善良的愿望”这句箴言，这种空想的浪漫的蓝图和方案希望把人们引向幸福，但它的结果却使人们堕入苦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给中国社会治理所带来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改革方法的革新，用邓小平最生动的语言表述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这些朴素的话语其实是在中国改革治理方面悄悄地实现了一场方法的革命，是用科学代替了空想，用理性代替了狂热，用务实代替了浪漫。

这种科学方法的基本态度是，人类已有的知识无法对未来社会发展做出准确预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面对无限未知的世界时，人类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至少人类应该对未知世界继续保持敬意，而不应该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在社会变革和发展领域，更应该保持谨慎，更不能轻易号称自己发现并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进一步把这种规律简单等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甚至等同于机械决定论。因此，人们应该努力追求的不是急于去完成整体变革社会的伟大工程，不是急于在人间建造起十全十美的天堂，不是去企图急于实现未来的最理想社会，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应当首先从不断地、逐渐地消除人间的苦难和社会的弊端入手。这种方法认为，人类生活的命运不是命定的，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都应该按照自己的观点塑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任何人都没有可能确实无误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进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认识和把握善恶并把这种善恶施加于他人。因而，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向批评开放的社会，是通过在批评、开放和自律的基础上寻求较为合理的政策方案的社会。这种向批评开放的社会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治理目标。所谓“更加合理”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合理的社会，但我们却可以要求有比现实社会“更为合理的社会”，这就是现实的需要，而非乌托邦的幻想。所以，在社会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开放、民主、公开讨论、理性批评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须，它也许无法避免我们依然会犯错误，但会尽量避免人类犯不必要的错误，即便在犯了错误的时候，也有办法及时发现并矫正错误。所以，“试错法”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社会治理变革的基本方法。

于是，中国改革治理不再专注于对未来美好社会蓝图和终极目标的描绘，不再试图提出整体性的重建社会的方案，而是聚焦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破解，是对近期最切实的奋斗目标作出决策，比如提出先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后逐步建设小康社会等；不再刻意急于回答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是首先提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等等。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30余年来对很多强加于社会主义而并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的排除而逐步接近社会主义的，这种不断逼近社会主义真义的过程更是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试错的改革探索相呼应的。

应该说，邓小平给中国改革治理所带来的方法的变革是明智的选择，中国30多年的巨大变化和成功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即便今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所谓的“深水区”，但指导中国改革治理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并没有过时，相反，它应该成为今后中国改革治理的基本思维范式。

再次强调的是，试错法并不否定长远规划和顶层设计的价值，它只是强调，任何顶层设计和规划，都绝对不能再想当然地回到过去社会变革的整体主义方法的老路上去。中国在试错中改革发展，但明确大的趋势和方向，不反复，不折腾；有大的改革发展框架和规划，但不再企图社会重建大破大立。我想，这应该是今后中国改革发展的常态和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