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

郑秉文：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地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那么，“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表现？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落入“陷阱”？为此，记者近日对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等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专访，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记者：从您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眼光来看，您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

刘伟：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从中等收入向中上等收入转变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什么？即现在流行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大量低效率高增长的泡沫必定酿成社会不公、经济泡沫。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田雪原：观察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们发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走向中等收入经济“起飞”过程中，没有重视和解决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畸形城市化、人口老龄化、经济技术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腐败蔓延、社会动荡加剧等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表现？

郑秉文：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很多，如不及时加以解决，极有可能落入以下十大陷阱：一是“转型陷阱”，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二是“拉美陷阱”，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三是“福利陷阱”，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财政和纳税人的包袱。四是“城市化陷阱”，表现为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或者我国目前的“浅度城市化”。五是“资产泡沫陷阱”，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背离经济发展规律。六是“金融陷阱”，表现为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七是“美元陷阱”，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八是“人口陷阱”，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九是“捧杀陷阱”，表现为随着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十是“民主陷阱”，表现为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之后，一些诸如引进西方式民主等不适当的民主诉求的凸显。

田雪原：作为人口学研究者，我主要谈谈郑秉文主任刚才说到的“人口陷阱”，尤其是“老龄化陷阱”，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致以下后果，堕入“陷阱”：一是影响经济增长。我国从2011年开始，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缓慢减少，2030年以后将转为“人口亏损”、“负债偿还”期，如不加以及时扭转，不利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是延缓经济增长。二是影响劳动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不好，必定影响劳动就业。三是影响消费。我国经济发展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老年消费更为不足和落后。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消费市场快速扩张，这种情况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四是影响城市化。当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年人）部队”等问题在农村沉积下来，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必须加以戒备。五是影响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供养入不敷出，子女供养危机四伏，老年自养受到严峻挑战，使“碎片化”养老方式陷入困境。

记者：既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可回避，那么我们该如何采取措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

郑秉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目前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和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应当看到，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

本报记者 肖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