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师总是成群出现？成群出现的大师凋零后又难再现？说起这个话题，总让人不胜感慨。上世纪的头三十年，那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现在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就与他们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们奠定了伟大的开端，像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之于现代文学，胡适、冯友兰等之于中国哲学史，汤用彤等之于佛教史；有些传统学科经过他们进入到一个崭新境界，像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等之于史学，像章太炎、黄侃等之于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干的小学，像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之于新儒学……他们在学问上的成就，固然与当时中西学术传统的交流会通有关，如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吴宓、钱钟书等人，都有留学的背景，其中一些人留学时间还颇长，求学范围也不局限于一国和一个学术领地，但无一例外的，他们又都有很深的中国传统学问训练的背景，更不用说那些没有留过洋、靠着旧有读书方法学有所成的大师们。葛兆光说得好，他说：“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常常记住了那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研究学术史的学者也应该记住另一句古话‘三代承风，方称世家’，那种彬彬学者的气局与素养是在整个社会充满翰墨书香的氛围里几代‘熏染’下逐渐形成的，破坏一种传统也许在几年十几年里可以一下子成功，但是造就一种传统却也许一代几代里也不能见效”。

因此，了解这些大师们读书治学的取向和方法，对于接续我们曾经有过的优秀传统，使得这些传统在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术传统碰撞融通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学术大家、理论大家，无疑很有帮助。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有个比方说得很贴切，他认为：“做学问必选一典籍为基础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与无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大不一样。无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读书有如做工者之以劳力赚钱，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础，则如为商者之有资本，乃以钱赚钱，其所得将无限也”。套用到这里来，我们自有的读书治学传统就是资本，以之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西学经典，就能收所得无限的效果，而不会是东得一点、西得一点，始终在应付、随潮流。当然，了解大师们深厚的读书治学传统，并非就要成为学问家、理论家，它一样可以为有志向学认真读书的人提供稳固的基础，有了他们读书精神和方法的指引，无疑，我们可以收到比靠自己摸索或是从学校教育中所得不全的一些学习方法要强很多的效果。

了解和感受这些大师们读书治学的方法很多，可以读他们的传记（这方面已有不少专著），读他们的有些已成为经典的代表作（这方面的书更多），读相关的文章，等等。在读这些材料之外，有一类书籍值得关注，这就是近几年来所出的几本关于大师生平与学术的文集，总括起来，可以以“学记”这一体裁来命名。据笔者所知，至少有《章太炎的生平与学术》（章念驰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史学家陈垣的治学》（陈智超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俞振基编）、《熊十力生平与学术》（郭齐勇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罗尔纲著）、《蒙文通学记（增补本）》（蒙默编）、《冯友兰学记》（王中江、高秀昌编）。这些学记里所收文章，大部都是与大师关系匪浅的师友、学生们所撰，我们非但可以通过他们的笔触体会大师读书治学之道、为人为文之法，还可以近距离感受大师课堂上生活中的情貌，稍稍弥补不能一睹大师风采之憾。

读这些学记，最可感人之处在于大师们勤读苦学、专一不二的精神。毋庸置疑，能取得那样的学术成绩，拥有那样淹博宏通的学识，他们每人的天分都不低，但成就学问，光凭天分则远为不够。章门高徒、小学大家黄侃就对晚辈说过：“汝见辛勤治学如我者否？人言我天资高，徒恃天资无益也！”他认为，“人之生世，实为勤苦而生，不为逸乐而生；能于苦中求乐，方是真乐”。落实到读书治学上，他始终秉持“学问应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的精神。常以王安石诗句“莫将有限胜无穷”自警，却认为“惟做学问，却应将有限胜无穷”。他讥讽读书只读开头、随便翻翻、浅尝辄止的人为“杀书头”。他读书的特点，是不论什么书，只要开卷，必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决不中途辍弃，也从不跳跃式地选读。教导学生也是“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要求他们“三十岁以前读完唐以前的典籍”。真正称得上是“刻苦为人，殷勤传学”。

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后半生才投入史学工作，但面对卷帙浩繁的明清史料（《明实录》2925卷、《清实录》4363卷、《朝鲜李朝实录》1893卷，单三种《实录》合计就达9181卷），他都做了仔细研读，并写出几百万字的著作，工作量惊人。为了考证清先世与明之关系，年近七十，每日步行至北平图书馆手抄《朝鲜李朝实录》中有关清先世列祖列宗的记录，长达10年，写成《明元清系通纪》16册，弄清了清先世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当时，每天去抄写《实录》的还有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学者——后来的明史专家吴晗。两人均不坐车，步行前往，文津街上也因此常见一老一少两位学者出入北平图书馆的情形。

读学记，类似的例子在其它大师学者的身上比比可见。这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师形象或有出入，以为他们读书时可以一目十行，下笔为文可以立马而就。当然以他们中一些人的才情，也并非做不到一目十行、立马而就，但那终非成就终久且大学问的正途，还是要如黄侃所说“扎硬寨打死仗”的那么一股刻苦认真劲头才行。正如熊十力所言，“凡读书，不可求快……学人所以少深造者，即由读书喜为涉猎，不务精探之故。如历史上名人传记，所载目数行下，或一目十行，与过目不忘等等者，不可胜数。秉笔者称美其人阅览明快，而实则此等人，在当时不过一名士，绝少有在学术界得成为学问家者。宣圣曰：‘仁者先难后获。’天下事无幸成之功，学问是何等工夫，奚容以轻浮心，辄为浅尝耶！”

读学记的收获远不止此。大师们的学问涵盖了中国学问中文史哲的各个方面，读学记中对他们学问的介绍、评价，不啻全面了解了上世纪头半叶中国学问成绩的基本状况，很可以补足不少读者对中国传统学问及其新进展的眼界。如有进一步的兴趣，不妨再找来大师原著经典来读。具体讲学记的好处，还与每位大师的各自风格有关。如，读哲学家熊十力的学记，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品评人物的痛切，不做乡愿、含混之谈，发语总是直指要害。（他批评一个还算有志向学的学生，“充汝辈之量，只是做个从前那般道学家，一面规行矩步，一面关于人生道理也能说几句恳切语、颖悟语。谈及世道人心，亦似恻隐满怀。实则自己空疏迂陋，毫无一技之长。尤可惜者，没有一点活气”。读来，不令人汗浃背下乎。）读史学大师陈垣的学记，我们仿佛跟随他的学生上了他的讲堂，一道学着怎么去做史学的基本功——从查史料的出处开始，进而学会史学考证的功夫，他的《陈垣史源学杂文》就是这方面的最好示范，直可使一个史学的外行，也掌握到考证的精髓。读冯友兰的学记，则处处可见他的哲思，激发起我们培养理论思维的兴趣。其它如大师们文字之美，行文之朴实纯正，读学记下来，所触皆是，启发我们追求一种简洁精炼、言之有物又朴素大方、不失雅正的良好文风。

总之，读大师们的学记，实在是我们走上读书正途，提高学养、升华兴趣、改进文风的好方法，何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