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多次讲党史，多次带头研究党史。就如何研究党史，1942年毛泽东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写了一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党的九十年历史仍有现实意义。

（一）不把党史搞清楚，就不能把现在的事情办好。党的历史是党的家谱，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牢记先辈们奋斗的成功经验，我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就越走越宽广；吸取先辈们奋斗的失误、失败的教训，我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就会少走弯路。不把昨天的事情搞清楚，就干不好今天的事业。毛泽东说：“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是研究党史的重要性和目的之一。研究党史是为了党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毛泽东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党史研究好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提出：“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二）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党的九十年历史博大精深，党，应世界大势、中国大势而生而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新时代”。把党单纯当做一个政治团体，把党仅仅局限于自身的九十年；或就事论事，或狭隘片面研究党史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张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党史。他解释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那么，怎样研究党史的‘古今’呢？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说明问题，要有前面的历史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身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一是，不研究辛亥革命发生时的国内国际的形势，就不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不研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就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二是，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很大。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毛泽东说，不研究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等，这就是“古今”。

“古今”法的启示：其一，研究党史不能忘“古”。有两“古”不能忘。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历史不能忘。忘了祖宗的历史，何谈为中国人，更不配作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不能忘就是要承继五千年来民族优秀和有用的东西。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党史更不能忘。党员忘记本党的奋斗史是不能继续奋斗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用三个“永远铭记”号召全党，要永远铭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对于我们今天的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其二，研究党史重在“今”。俗话说，当事者迷。党的早期领导人“迷”的不少，毛泽东也“迷”过，犯过严重错误。不“迷”必须“察今”。下功夫把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搞清楚，否则搞不好“今”。“察今”始终是党史研究的中心任务。其三，搞通“古今”，才能搞懂规律。不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史、兴亡史搞清楚，我们就很难搞清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不把社会主义发展史搞清楚，我们就把握不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所以，我们要运用毛泽东的“古今”法，认真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这样我们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怎样研究党史的“中外”呢？毛泽东说，研究中国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研究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

“中外”法的启示：其一，要用历史眼光研究党史。一是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角度，研究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二是从党的革命史、特别是建设史角度，研究我们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其二，要用世界眼光研究党史。从世界看我们党，党成立本身及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具有世界意义。从我们党看世界。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我们党成就伟业的重要保障。

毛泽东当时提议，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三）研究党史必须全面，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在党的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甚至致命错误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悲剧的领导人不少，怎样对待犯错误的人和事，绝不是小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无情打击”和“彻底否定”。比如，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专门讲了陈独秀的功劳，他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比如，王明的“左”倾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为王明做工作，动员大家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所以，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那么，怎样对待和研究党史上犯错误的人和事呢？毛泽东讲了三条：第一，要分析错误的性质。毛泽东举例子说，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错了，当国民党实行叛变革命，我们还和它联合，这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九一八”之后，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犯了“左”倾错误。第二，要分析错误的客观原因。毛泽东说：“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第三，要分析错误的主观原因。毛泽东说：只看到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

（四）研究党史要以中国为中心，创造些新东西。研究党史是为了党更好地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回头看是为了向前看。总回头盯着“暗处”，永远看不到光明；总回头凝视“辉煌”，开拓不了新事业。研究党史，不断创新是党的力量所在。毛泽东提出了研究党史的三条原则。

第一，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研究党史要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研究，但是要把它们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

第二，研究党史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第三，研究党史要创新理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中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着。（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