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武汉首义一说，则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10余年间发动10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

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1908年4、5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1866—1938）发动云南河口起义（又称戊申河口之役），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又称戊申安庆之役），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之役），1911年4月，黄兴、赵声（1881—1911）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

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

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

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这并非偶然。

古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此种豪迈楚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而此种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故虽然起事仓促，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10月 10日傍晚一处举义，诸营响应，经一夜激战，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11日在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

汉阳、汉口相继于11、12日光复；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军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月余，此为辛亥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战争。“阳夏之役”四十天间，湖北各州县竞起响应，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反清独立。故“辛亥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

“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更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威廉 施坚雅（G.Willi-am.Skinner1925—2008）在《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八个层级：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基层市镇。而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汉口，兼具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的功能。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三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

一是以武装暴动击碎200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2000余年的专制帝制。

二是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三是辛亥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成立，举起了取代清朝中央政府的旗帜，而多数省份也纷纷宣布“易帜独立”，导致了专制集权的清朝的瓦解。自太平军起事以来，形成各省督抚日渐张大的地方势力，而清末西学东渐之际，欧美地方自治模式传入中国，伴随立宪政治的推行，地方自治渐成气候，而辛亥革命各省咨议局、自治会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皆是这种“地方自治”倾向的延伸。辛亥革命的成与败，都与此一环节颇有关系。

这些既破且立的环节，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