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在90年前是一座极其平常的小楼。

正是在这个普通的日子，在这座平常的小楼里，发生了一件后来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

来自国内六个地方和旅日的代表，13位口音不同、衣着不同、年龄相仿的知识分子，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在当时只能算是秘密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

令人不解的是，在这样一次被后人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中，缺席了两位理应到场的主角——被称为“南陈北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南陈北李”的由来

1916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影响和教育了一代青年。李大钊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们都在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共事，凭借北大的舞台，由北大而及北京，由北京而及全国，发动、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巨。陈独秀和李大钊可谓并驾齐驱。有诗为证:“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这两首诗明显地把陈独秀、李大钊联结在一起，并把陈独秀、李大钊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吾辈)仰承的“日月星辰”。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现在还不很清楚，但从语气看，很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他们、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青年学生之手。可见“南陈北李”联称的出现是很早的。

“南陈北李” 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精炼地概括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在上海、广东，而李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事业。此后的历史显示，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交流往来，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纲领、组织筹备等问题，一批追随他们的青年学生也来往于两地之间。有人就此写出这样的诗句，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说法还在流传，并有了新的演变。1933年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为迁葬李大钊，发动北平市各界群众举行公祭，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

“相约建党”的细节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具体过程，有的情节成为难解的悬案。难就难在何时“相约”，“相约”决定了些什么问题。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当事人均无相关文字记述，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见证人。较早间接记载和证明这一事件真实性的是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的一条消息——《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文中报道：在武昌中山大学22日追悼李大钊死难大会上，曾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北大教授高一涵报告了李大钊生平业绩，称：1920年春，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高一涵讲这段话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已近6年时间，离李大钊被害还不到1个月，因此，应是真实可信的。另据1960年朱务善回忆说：“1920年1月（应为2月——作者注），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1963年，高一涵再次回忆说，北洋政府欲在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回京时逮捕之，我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而且，他还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虽然高一涵此次回忆中没有提及陈独秀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事，但清楚地写明李大钊曾和他提及此行经过。

历史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后，仍然和陈独秀保持着紧密联系。1920年7月和9月，张国焘、张申府分别离开北京，南去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他们都曾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报告陈独秀，陈独秀也通过他们把在上海的建党计划转告李大钊。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由此可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历史过程。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陈独秀和李大钊最早提出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们一南一北筹组建党：始于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落实于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实现于中共“一大”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始终。

缺席“一大”的解读

中共“一大”决定了党的纲领和领导机构，“一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党的领袖，“南陈北李”为何双双缺席中共“一大”呢？依据当时“一大”代表的回忆，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各有原因。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等人意见后，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电邀去广东省政府主持教育工作。到粤后，联系谭平山等北京大学毕业生成立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发动工人运动，成立工会，并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华，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月，上海的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独秀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因兼任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钱款修建校舍，怕走后款子无法落实，遂指派陈公博出席“一大”。

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当时还担任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北大教授评议会评议员、图书馆馆长等职。1921年六七月间，正值北京大学学年终结期间，校务格外繁忙。作为北京教职员联合会主席，还要利用暑假，留京全力领导已持续了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作为评议员，也要筹备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北京共产党支部按照民主程序推选出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中共“一大”。

“一大”北京代表刘仁静1979年2月回忆：“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罗章龙在回忆中也提到：“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

陈独秀和李大钊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也许并不重要，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在中共创建史上作为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事实也是如此，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仍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也没有在“一大”上担任领导职务，但他在早期共产党人心目中，是一位无人可替的精神领袖。就连年长他10岁的陈独秀也曾自谦道:“‘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这正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应有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真实写照。□（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