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有铭刻“黄豆二升”字样者。有人提出质疑，以“曹操墓‘黄豆二升’石牌涉假”，“唐朝的黄豆玩时空穿越，埋进了曹操墓”的形式进行批评。质疑者称，“安阳方面公布的这批石牌有21块，除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还有‘黄豆二升’、‘刀尺一……’(那个字看不清楚)、‘胡粉二斤’等等。我曾请教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他说‘黄豆’一语是后代出现的，汉魏时只用大豆一语。”质疑者自称“反复检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及各种金石墓志和简帛牍策资料，并查看中国农业史的相关著作，发现结果确实如那位老教授所言”，“‘黄豆’一词最先在唐代《开元占经》、《酉阳杂俎》等书出现，之前用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语，无论经史子集、简帛金石，还是专业农学著作如汉《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都是如此。”

这一问题涉及质疑者所说的“中国农业史”以及中国饮食史和中国丧葬观念史，也涉及史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考察路径，或许有必要讨论一下。

“黄豆”一词真的是“最先在唐代”出现的吗？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唐以前的文献中看到有关“黄豆”的文字信息，就可以断言“曹操墓‘黄豆二升’石牌涉假”呢？考据求实之学者，都知道证有易，证无难。断定某一时代某种事物之不曾存在，是要慎之又慎的。张荫麟先生曾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学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张说专指“观念”，其实各种历史存在的“证明”都是如此。张荫麟先生引录了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的说法：“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然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其在古史中之用处，较之十九世纪之历史不逮远甚。”张荫麟先生以为，“此乃极浅显之理而为成见所蔽者，每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术》40期，1925年4月；《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1页至第272页）徐旭生先生曾经对某些“疑古学派的极端派”的方法有这样的批评：“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是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至第25页）如果我们在考古收获中遇到意外的发现，不看作新鲜的知识，而直认“涉假”，嘲讽其“玩时空穿越”，显然本身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况且事实也许并非如曹操高陵质疑者所说，“之前用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语，无论经史子集、简帛金石，还是专业农学著作如汉《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都是如此。”河西汉简可见“黑粟”、“白粟”、“白米”、“白粺米”、“白粱稷米”简文，可知汉代以色质区别农作物收成，已经成为习惯。以“黄”色指称的，有“黄米”、“黄种”等。汉简可见“胡豆”，《齐民要术·大豆》引《本草经》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又引《广志》则说：“胡豆，有青、有黄者。”其中“黄者”，有可能与所谓“黄豆”有关。《齐民要术·作酱等法》可见“乌豆”，有研究者以为，“乌豆”就是“黑大豆”（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页）。东汉时期是豆类作物种植面积大规模扩展的历史阶段，有关“豆”的称谓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是很自然的事情。

《齐民要术·大豆》写道：“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种。”“小豆有菉、赤、白三种。”许多地区现今仍称“黄豆”为“白豆”。《齐民要术·大豆》又特别说道：“黄高丽豆、黑高丽豆、鷰豆、豍豆，大豆类也。”如果理解其中“黄高丽豆”与“黄豆”有关，或者就是“黄豆”的一种，也许并不偏离历史真实太远。

宋超先生著文《“黄豆二升”小考》，讨论曹操高陵出土石牌文字“黄豆二升”的历史学价值。其中写道：“‘黄豆’一词除见‘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外，亦见池田温先生《中国历代墓券略考》所录熹平二年‘张叔敬墓券’中：‘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禄（生，一作死），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狸。眉须以落（须以、须已），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熹平（172-177）是东汉灵帝年号。如果池田氏录文无误，‘墓券’中的‘黄豆’一词，应是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关于‘黄豆’的记录。”（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论文，安阳，2010年4月）这件《张叔敬墓券》，刘昭瑞先生《汉魏石刻文字系年》附录《汉魏镇墓文》中有收录，题《张叔敬镇墓文》，定名显然更为准确。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引用过这一资料（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至第93页）。陈直有《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一文，还说到这件朱书陶瓶的出土情形：“1935年春间，晋省修筑同蒲路工程中，掘得熹平二年张叔敬陶缶，朱书二十三行，共二百一十九字，不但文字最多，书法最精，且每字皆清朗，不啻一块汉碑石刻。可谓朱书陶瓶中之王。”（《文物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至第291页）其中与“黄豆”相关的文字，刘昭瑞先生据陈氏所录并参照郭氏录文及标点，写作：“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汉魏石刻文字系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02页至第203页）

注意到有明确“熹平二年”纪年的《张叔敬镇墓文》中“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文字，应当可以平息疑议，纠正“黄豆”一词是唐代才出现的误见。而曹操高陵出土文物“涉假”的说法，或许也可以因此有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