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处内奸却不许搞党内侦察和恐怖活动

中共中央特科刚展开工作时，党内便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1928萘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红队”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红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的工人如顾顺章等，这些人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如陈独秀、罗章龙都先后错误地拉起一些人另立“第二中央”，中央对其只是开除党籍而无其他激烈措施。

中国共产党建立情侦保卫机制之初，曾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却从一开始便没有照抄照搬。苏联的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内部斗争，后来甚至发展为领袖个人对党内监视的工具，以致成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周恩来最早提出禁止党内搞侦察的原则，几十年间又一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这对防止中共重蹈苏共的悲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队”在上海滩有了威名后，周恩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等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