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工资“向下刚性”的特性，一旦启动工资上调之后，就很难再掉头向下了，企业与经济的运行成本必然由此踏上上行的“不归之路”。因此，中国经济必须有效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各种压力。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提出了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等建议。但另一方面，于２００４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制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在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间前后举行了６次征求意见讨论会，今年３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仍在修改过程中。有参与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表示担心该方案很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终。指导意见迟迟未能出台反映了该问题的难度之大。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复杂环境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诸多“两难”问题之一，即如何权衡处理提高居民收入与增加国家、企业收入，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活力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和诸多要素低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工业企业的工资年增幅在１０％左右，而净利增幅却高达３０％左右，这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某种程度上是靠挤压劳动力成本获得的。这种情况在经济起步期为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客观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享受的“低成本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劳动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以及各种资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等因素都一再推高了企业的成本。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的调查表明，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按照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高低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人工成本上升”（７０．５％）。在对企业成本有重要影响的三大因素—劳动力工资、原材料与燃料的价格、人民币升值中，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影响就一直未曾消失过。特别是在２００８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及实行严厉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更是无可避免了。

时至今日，从工资上升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处于有些尴尬的境地。从横向比较，在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拉动下，中国工资增速已经居世界前列。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已经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的制造业基地了。美国咨询公司Ｊａｓｓｉｎ Ｏ’Ｒｏｕｒｋｅ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其他七个国家。中国沿海地区的平均劳动成本是每小时１．０８美元，内陆省份则为０．５５—０．８０美元。排名第七的印度是每小时０．５１美元，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是孟加拉国，价格仅为上海和苏州的五分之一。再从纵向比较，我国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幅度多年来一直低于经济增长幅度与企业利润的增加幅度。许多研究表明：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工资占ＧＤＰ的比重在国民收入中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持续增加。企业的利润率相对来说较高。因此，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对工资水平走势给出了相反的路径要求，现实中，国内工资水平面临巨大的上升压力。

今年以来，江苏省在年初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随后，宁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天津、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相继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２７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逾２０省份涨幅超２０％。当然，从绝对值看，我国的工资水平仍然处于低位。与制造业小时工资最高的瑞士相比，中国仅为其５．６％。因此，中国近期新一轮的工资上涨并不会使中国短期内丧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工资水平不仅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鉴于工资“向下刚性”的特性，一旦启动工资上调之后，就很难再掉头向下了，企业与经济的运行成本必然由此踏上上行的“不归之路”。因此，中国经济必须有效应对工资水平的上涨带来的各种压力。

实际上，工资上升对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影响是不均匀的，有的面临压力，而有些则反而能从中受益。调查中发现，从行业上看，受工资上升冲击最大的主要是传统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规模上看，中小企业所受影响相对大些，这些企业主要进行来料加工或定制，工资占成本较高比例且利润率低，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工资水平上升会敦促我国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企业只有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面向国际市场建立完整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市场业务体系，才能够有效化解工资水平提升带来的成本压力，实现可持续的、更高层次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企业要加大教育及培训的投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能够胜任有较高收入的复杂工作岗位，从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从国际案例看，日本在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达到了国民收入提升与经济高增长的“双赢”效果。因此，只要我们科学决策、应对措施得当，我国就能够改变过去工资上升滞后的状况，让广大劳动者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对收入分配调节发挥积极的调控、引导作用。因为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架构下，我国政府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收入分配均能施加影响。全社会热望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及早出台的理由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