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玲琳：有人说， “平主任”也好，“根叔”也好，这里都折射出一些体制性的痼疾。

桑玉成：我认为，体制性的问题当然存在，但如何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的教育和培育，用良好的领导行为来推进体制的变革，当是一个有效的路径。当然，由于体制的、传统的、文化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其难度确实是不言而喻的。再说，我们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规则的变革和创新，同样有一个坚守群众观点的价值取向问题。无论是在例常情况下，还是在突发事件等非例常情况下，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用坦诚、真切、鲜明、生动的表达面对媒体和公众，其所能达到的良好社会效应一定会更加凸显。

支玲琳：我们也注意到，有些领导干部常常将准备好的讲话稿搁置一边，以 “讲一些个人意见”的方式说一些具有个性特征的话；有一些领导干部开辟了自己的博客，建立起自己与公众的交流平台；有些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到 “草根深处”，直接与群众交流对话，等等。这样的领导应该说给包括党内文风在内的党的作风带来了一股清风，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现象呢？

桑玉成：这显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以贯之的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来说，领导干部的这类做法纯属“个人行为”，与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也存在某种所谓 “不兼容”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些 “个人行为”又会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欢迎。 “平主任”的 “高度组织性”和 “根叔”的鲜明个性特征所收到的不同社会反响就突出反映了上述之情况。现在的问题是，那种 “高度组织性”的表达不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挑战，而且其社会效益也越来越低，获得信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频发，这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有关，同时也有社会信任和认同方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坦诚、真切、鲜明、生动的表达来取信于民，当有助于建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有效交流和沟通渠道，有助于增强党与群众的互信，从而有助于奠定社会健康、和谐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有的表达也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真正令人民群众欢迎和认同的，还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实际作为和工作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