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是谁？”的理性自觉，是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培育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领导干部常问“我是谁？”本质上体现了其价值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而对于“我是谁？”的不同回答，决定了领导干部工作价值观的性质和导向。

一问生活中的“我是谁”与工作中的“我是谁”

人的活动领域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生活和工作两大部分。在不同的活动领域生成和积淀的价值观念必然存在着某种差异性乃至于异质性。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生活领域中的角色和工作中的角色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划界。作为生活领域中的每一个人，其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受到来自个人、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观必然地带有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特点。而作为工作领域中的领导干部主体，他的观念和行为必须超越于生活价值观而体现其工作内容的要求。

但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的观念中，并没有将生活中的“我”与工作中的“我”区分清楚。他们要么用工作取代生活，陷入“生活的工作化”误区；要么用生活取代工作，陷入“工作的生活化”窠臼。前一种观念倾向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感染性。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牺牲生活时间投身于工作之中，是“勤政”的体现。殊不知，这种观念的本质是将人的社会地位和责任身份化的思维倾向使然。按照这种身份化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领导干部，即使是在家庭环境和生活领域中。当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无论在八小时以内还是在八小时以外不会失效。这一方面造成了领导干部工作责任被无限提高，对其职业道德和工作操守的要求跨越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领导干部工作权力的无限放大，为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提供了客观条件和观念支撑。领导干部在工作职责范围内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和进取精神，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八小时以内庸庸碌碌、八小时以外忙忙碌碌的所谓“勤政”。身份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几千年等级制度的渊薮。因此，在当代，无论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哪怕是带着某种道德的光环，都是应当需要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加以清理和剔除的。后一种观念则是我们早已经明确反对的。用生活取代工作，本质上就是将“官位”庸俗化和世俗化，所谓“千里来当官，为的吃和穿”，将“乌纱”与票子、房子、车子划上等号，甚至于骄奢淫逸、损公肥私、卖官鬻爵。这种观念倾向显然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领导干部高标准的工作要求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可见，将生活和工作区分开来，把握好工作和生活的合理边界，认清生活中的“我是谁”与工作中的“我是谁”，既会生活，又会工作，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工作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二问理性中的“我是谁”与非理性中的“我是谁”

领导干部具有理性抑或非理性的工作价值观，取决于其主体意识上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从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可以理性地确立起相对应的工作秩序信念、工作规范意识、价值实践思维和核心价值理念。从非理性的自我意识出发，则会造成对“我是谁”的迷茫，导向理性工作价值观的反面。

常言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它质朴却理性地阐释了价值实现的基本道理。领导干部的价值实现过程亦然。脚踏实地的工作，克己奉公的修为，勤勤恳恳的奉献、出类拔萃的政绩，必然换来上级的肯定、群众的赞誉和个人的发展，而损公肥私、腐化堕落、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结果，必然招致公众的唾弃乃至灭顶之灾。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的仕途命运寄托于非理性的封建迷信，像什么盖楼讲风水、开业选吉时、车牌选好号、拜佛求官位、算命测吉凶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领导干部本应该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然而他们的行为却越了“雷池”，工作中不去想如何履行好职责，而是处于麻木的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甚至完全受到这种神秘力量的驱使和支配，作出大量的荒唐之事。其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像丛福奎、韩桂芝、胡建学之流的下场，是否足以为那些执迷不悟者戒？

因此，确立理性的自我意识，在理性的思维中思考“我是谁”，才能进一步理性地回答“为了谁”、“依靠谁”等问题，才能在理性的工作价值观的指引下开展工作，才能为领导干部进一步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提供观念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