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有充足、安全且质量比较良好的银行资本。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倒塌之后，商业银行及其资本的信用质量也是千疮百孔，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坚强支持，是否能够有力拉动投资需求是大成疑问的。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未见底，像“信用违约互换”CDS这样的劣质金融产品市值高达62万亿美元，一旦最终崩盘，10个7000亿美元也救不了，而这类隐性炸弹不止一个。我国到2008年11月底，企业和居民的储蓄总量为45，5万亿，国内银行总资产超过61万亿，资本充足率达到银行总本的99，5％。中国有如此充足、安全且质量比较良好的银行资本，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各国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有非常好的社会投资的基础货币条件，只要政策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对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城乡市场。在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降为零或负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增长重点转向国内市场。这时我们才发现，中国的市场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终极优势。中国的市场除了规模巨大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成长性很强和具有不同需求层次的市场。中国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弱点，但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市场开发的优点。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逐步进入高消费时期，住房、汽车和高档电器的消费特别旺盛，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耐用电器消费还远远没有满足，有些贫困地区甚至刚刚迈入现代化消费的门槛。这种市场发展状况说明，中国不同层次市场开发的潜力都非常巨大。

第四，我们有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模式在平时经常被人诟病垄断力量过强、市场自由化不足、效率水平低、中央财力过大，等等。然而一旦遇到大灾大难和周期性增长逆势，其强大的政府经济政治动员能力的优点就会表现出来。这次中央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风险，在极短时间内出台了力度如此之大的财政扩张政策，一个半月内新增投入的1000亿元项目基本到位，明后两年中央投入规模达到4万亿。地方政府也提出筹措18万亿的目标。其资源动员的效率令人叹为观止。在分析判断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种超强的经济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绝对不可低估的。2008年中央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尽管最后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但全年增长仍在15％以上。国家财政赤字极少，连年大量盈余，即使2009年加发4000亿元国债，赤字占GDP-的水平也仅在1，3％以下。况且，中国还有一个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后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