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情
周恩来对于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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