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5）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government-led civil society），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的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从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看，“中国模式”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性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同时，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稳定的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逐渐让位于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来看，“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记者：从您的描述来看，中国模式不仅包括了您对中国现实发展经验的概括，似乎也包含着您对中国模式的某种理想和期待，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除了对现实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之外，我对中国模式还充满着一种期待和理想。这也许是我的“中国模式”观不同于其他中国模式论的重要区别之一。我觉得，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认真总结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吸取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成就不容否定，但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不能回避。中国模式的未来前途，在很大程度中将取决于我们如何成功解决在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将变得更加重要，应当引起高度重视。